蒋丰：从钓鱼岛争端看中日关系的形态衍变

钓鱼岛问题深度发酵，衍生出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中国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日本先是派军机飞入中国防空识别区，日本众院全体会议又于12月6日一致通过了一份决议，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提出“抗议”并要求中方立刻撤销。中日两国的言论、行为都针锋相对，还有一些媒体开始讨论中日之间开战的问题。

事实上，以钓鱼岛为主线，人们可以看到中日关系的三种状态：搁置争议时期的合作型关系；现状被打破后双方开始呈现军备竞赛的特征，中日关系成为竞争型关系；未来，如果领土争端引发民众的集体非理性，中日之间会形成对抗型关系。

合作型关系。在“搁置争议”时期，中日关系虽受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等的影响，但整体上看，经贸往来、人文交流都取得极大发展，双方在经贸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合作，双方友好感情得到培育。但随着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两国国民情绪悄然发生了变化。日本民众还不适应“中国强于日本”的事实，而中国民众则理所当然地认为中日关系已经回归到千年来“中强日弱”的常态。双方心态变化，决定了双方关系的变化。2010年，就出现了钓鱼岛撞船事件。在中国，一般认为日方对钓鱼岛的“国有化”是打破“搁置争议”的象征。

竞争型关系。搁置争议的现状被打破后，双方的合作减少，竞争增多。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服役下水后不久，日本新型“准航母”也于2013年8月正式下水，中日两国围绕航母的军备竞赛意味加重。钓鱼岛领土争端让中国人支持发展军事，日本也找到“强军的理由”，并扬言要建设“国防军”。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其军费增长的速度也很快，军事实力增长迅速。近年来，日本军费一直呈下降趋势，而明年的预算却要上升。这种针锋相对、相互竞争的军事发展值得高度警惕。历史上，战争的前哨都是军备竞赛。如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的二三十年时间中，中日两国争相发展海军，展开了长时间的军备竞赛。

对抗型关系。未来，如果领土争端问题继续发酵，引发民众的集体非理性，中日之间会形成更加可怕的对抗型关系。在历史上，日本侵略周边国家时期，日本国内民众就呈现集体非理性的疯狂状态。在“解救亚洲人民”的欺骗下，日本媒体对日军前线战况进行夸大报道，对日军罪恶则很少提及。在当时日本民众心中，“伪满洲国”是“五族共荣的王道乐土”，大批日本民众被动员前来“开拓”。疯狂的集体非理性值得高度警惕，不仅会伤害他国，也会伤害自己。当前，两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都有一定市场，但还没到能够左右时局的程度。

当然，上述三种关系无法分得很清楚，相互之间有交叉和重叠。当前，中日之间有合作，但比以前少了；军备等方面的竞争多了；对抗也在一定范围内初见端倪。在这种背景下，中日双方都有责任引导民众冷静、理性，避免集体非理性的对抗型关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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