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坐地起税”究竟是谁下的“蛋”？

河北河间黎民居乡政府在让个体户补缴税款时，在原有1万2税款上多加了5000，当问为什么时，他说“税收任务重，加了5000，你有意见么？”个体户没有交这笔款，第二天就从1万2变成了6万，而第三天就直接要贴封条封他的小作坊。

同样是1万元，但一年前和一年后，在价值上显然并不能被划上等号。资金的时间成本，不仅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常识，更是其建立的基础。于是，既然“坐地起价”可以被视作市场行为，房地产商也从不会按照去年的价卖今年的房，“坐地起税”要说也没啥不可以，延迟交的税，即便不被加罚，被加上滞纳金，也是理所应当。

更何况，“没啥也别没钱”，小家如此，大家其实亦然。对于地方与基层财政而言，无论是公共服务、民生投入，要想当好这个家，也的确需要仰仗征税以确保“粮草先行”，否则的话，即便有改善民生的善意，也难免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而现实中，尽管各地调低了GDP增速，但既然征税任务仍然是层层加码，更有着自上而下任务分派，基层当然也只有硬着头皮也得想方设法去完成。

事实上，“开源”从来都比“节流”来得靠谱，税收增幅不够，加大增收力度，要说也才直截了当。不难设想，既然“税收任务重”，便可以“坐地起税”，1万2税款上开口就多加5000，第二天更是变成了6万，既然征税这事儿可以如此随心所欲，再重的税收任务，看来都不愁完不成。

不可否认，“坐地起税”，甚至以封个体户的小作坊作为要挟，如此收税，的确与打劫无遗，尤其是当“坐地起税”，甚至还有着各种吊诡手法，不仅缴税户名作假，而且还汇到私人账户，这样的“坐地起税”，究竟是为了完成谁的任务，最终又鼓了谁的腰包，无疑值得追问。

不过，“坐地起税”固然暴露出基层征税的乱象。但这一乱象的确未必全是基层税收人员的素质问题。假如不是税收任务确实超乎征收能力，基层税务部门又何至于如此蛮横、歪招迭出。那么，税收任务究竟如何制定，为何会“任务重”到不得不“坐地起税”，也就尤须反思。事实上，且不说经济走势不可能单边上升运行，建基于其上的财税收入随之而出现波动，其实再正常不过。即便经济在增长，财税收入是不是也要保持同步甚至遥遥领先，也同样值得商榷。

无论如何，税收的最终目的，其实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财政来源的征税，当然也需符合这一最终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长从来都不应该成为税收的最终目标，更不应无视宏观经济的起伏的制定增幅指标。既然征税本质上会增加社会与民众的成本，如何维持财税的“最小化”，社会成本的“最低化”，恰恰应当成为财税政策的终极目标。不难设想，当为了实现“财税增收”，不惜“寅吃卯税”、“坐地起税”，如此畸形化的税收任务，必然被极大的转嫁給实体经济，并传导为民生压力。

基于此，之所以“税收任务重”会成天经地义的事儿，甚至为此而制订出具体的增收目标与任务，其背后的实质是“财政增收”已然成为了一项政绩考核的指标，而行政指标化的“财政增收”也必然偏离财政最初的使命，并走向“与民争利”的反面。回到“坐地起税”本身，短期看似圆满完成税收任务，但当“坐地起税”成为压垮企业和个体户的最后一根稻草，又何尝不是在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呢。

文/吴江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