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生乳新国标会议纪要，不能说的秘密？

　　2010年，原卫生部将修订的生乳标准中的菌群总数指标从原先的每毫升50万调至200万，乳蛋白含量则予以调低。此做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市民赵先生2011年12月向卫生部提出申请，要求公布制定生乳新国标的会议纪要等6项信息资料。在被卫生部拒绝后，2012年2月16日，赵先生告上法庭，北京市一中院判决要求卫生部重新答复，后者改称申请信息不予公开。

　　赵先生再次提起起诉。北京市一中院12月16日判决称，卫计委（原卫生部）对过程性信息不属于公开信息的界定没有法律依据，但为了“保证充分收集各方信息和观点”，避免“以后政府部门制定标准引起其他问题”，因而驳回赵先生的起诉要求。（12月16日《法制晚报》）

　　赵先生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卫计委（卫生部）公开制定生乳新国标的会议纪要等6项信息资料，完全合法合理。事实上，在生乳新国标出台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质疑的背景下，公民申请这方面的信息公开，完全可能成为卫计委逆转舆论不利态势的机会。作为信息发布和解读者的卫计委，有着生乳新国标制定、解释的权威地位，只要上述信息资料不存在过度离奇的内容，予以公布并解读就不至于让该部委陷入更大的被动。

　　卫计委偏偏拒绝了赵先生的信息公开申请，而且还以不同理由拒绝了三次，第一次声称赵先生申请的格式不对，第二次则要求对方按照一事一申请的原则重新提交，第三次答复称“会议纪要不属于卫生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暂不说回复的内容是否恰当，卫计委这种“挤牙膏”式而非一次性答复的回复方式，就带有折腾申请人的嫌疑，态度上是很需要检讨的。

　　北京市一中院此番再度对赵先生的诉求作出判决，判决理由同样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该院一方面推翻了卫计委将生乳新国标的会议纪要等6项信息资料界定为过程性信息、认定过程性信息不属于信息公开范畴的结论，这是基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法规条款所得出的判断；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保证充分收集各方信息和观点”，避免“以后政府部门制定标准引起其他问题”，因而驳回赵先生申请，事实上支持了卫计委不予公开的决定。北京市一中院的这个判决，很明显是将政府制定标准的便利需要放在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意图之上，前言与后语相矛盾。

　　按照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理由，如果该院支持了赵先生申请，最终使得卫计委不得不对外公布制定生乳新国标的会议纪要等6项信息资料，就会造成“充分收集各方信息和观点”无法实现。也就是说，该院以及卫计委都认为，公开会议纪要等信息，让国标制定的会议上的专家、行业代表等与会者发言公之于众，会让发言者受到过大的外界压力；日后的国标制定会议上，与会者很可能都不敢发表真实观点的结果。

　　行业代表为本行业利益代言，专家发表其自认为基于学术立场的观点，可能引起公众舆论反弹，但这种反弹并不足以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地产界第一大炮的任志强经常发表批评政府调控、为高房价辩论的观点，公众批评归批评，也没有对任志强形成什么现实威胁。一些经济学家不时提出挑战公众常识的推论判断，外界批评如潮，同样未见前者因此噤声。可以认为，北京市一中院和卫计委对公开制定生乳新国标的会议纪要等6项信息资料的后果担忧，完全是不必要的。

　　更关键的是，如果立法、政策制定、国标确定环节的各方发言，以及政府部门最终得出的决策成果不能悉数公开，公众便无法判断利益各方对政府决策的实际影响力，以及这种影响力与真实民意、各方利益关系对比的差异，就不可能对政府决策形成有效监督。就拿制定生乳新国标的会议纪要等6项信息资料来说，这些资料不仅可以真实体现各方发言，而且还能反映卫计委制定新国标听取各方意见的侧重。基于生乳新国标的确定结果，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决策部门当时并未重视消费者意见，甚至很可能没有设置公众讨论与意见征询环节，而是单单问计于专家和行业代表。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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