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疏导不够，限购难逃“懒政”指责

天津市日前宣布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以及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也就是“限购＋限行”。我对天津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同时也呼吁天津要做到限疏结合，否则难逃市民对政府“懒政”的指责。

对于此次限号，天津市给出的理由是“控量、防堵、治霾”。有人认为没有给市民以适当的缓冲期，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汽车购买量瞬间井喷。事实上，天津要限号的传闻近几年一直都有，且囤积车牌的事情已有发生，部分真有需求的市民早就买了。作为天津紧邻的北京，汽车限购政策就执行得太迟，如果提前几年限购，北京的交通不至于如此糟糕。所以我不认为天津的做法不妥，相反我认为此次限购政策如能更早出台，效果会更好。

最近几年，中国城市治理问题成为舆论的批评焦点，一些地方只要出台价格调控、行政干预等举措，就很容易被人们指责为“懒政”。其实，中国的城市管理者这些年进步很多，有些方案也出台得相当及时甚至有预见性，可惜往往在配套措施上缺乏说明和实际行动的展示，结果政府的努力显得十分空洞，市民从方案中只会看到自己丧失便捷和经济利益，看不到政府在提升公共服务方面的努力，自然会给出一个“懒政”的差评。

在交通问题上尤其如此，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保护自己的行车权。如果除了限号限行，政府不能出台一系列配套举措，切实解决困扰市民的最后1公里问题，被批懒政在所难免。这种现象未来会更复杂，政府必须设法展示在提升公共服务上的作用。

除了进一步提高城市规划的前瞻性，让公共交通更加诱人外，政府部门还应大力压缩公车数量，向香港学习，提高公车使用的透明度，大幅减少公务车数量，真正做到让路于民。在操作层面，政府还可以发动市民对城市道路的常见“堵点”进行举报，并征集实招对其改造、疏通，如鼓励“私家车合乘”，在主要交通干线开通潮汐车道，在城铁、地铁附近兴建大型换乘点。总之，我理解并支持天津的新举措，但在限制之外，如果不能有效做到限疏结合，将很难摆脱“懒政”的指责。▲(作者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