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公众人物名誉权诉讼：从沙利文到章子怡

　　2012年5月，美国某中文网站发布报道称，影星章子怡靠“陪睡”高官赚取7亿元巨款，并称其“已被禁止出境并接受相关部门调查”，之后章子怡在美国起诉该新闻网站。近日，章子怡单方面宣布胜诉，却没有晒出司法判决。有好事者找到了美国法院的网站，公开司法资料显示“双方已经达成保密和解协议”。但因为被告网站刊登了道歉声明，大而化之地说，“和解”就算是章子怡“胜利”了。

　　大家在探讨这个案子时，可能忘了一个维度，那就是章子怡在美国也算公众人物，按著名的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了更好保护言论权，官员、明星等公众人物的名誉权要受限制。而且，这一原则近年来也逐渐被中国司法实践所接纳。

　　但为什么章子怡还能“胜诉”呢？其实，名人并非没有名誉权，媒体也不能任意诽谤，只是涉及公众人物的名誉权案件，原告要承担更大的举证责任：不仅要举证信息不实，还要举证言论者存在“实质性恶意”(actual malice)。

　　之前，该网站也试图以章子怡是公众人物，名誉权受到限制等理由来抗辩。但从目前和解的结果看，抗辩还是失败了。原来在美国，“实质性恶意”不仅指明知信息为假而故意传播，也可以是“毫不顾及真假就予以传播”(publishedw ithreckless disregardof truthor falsity)，即“揣着明白装糊涂”散布明显不靠谱的爆料，一样属恶意。

　　那么法官如何断定媒体发布新闻时的心态呢？从程序上说，1979年美国最高法院在H erbert诉Lando案中明确：原告有权检查撰稿人的笔记，可以强迫撰稿人回答细节性问题，通过查证被告的新闻编辑过程，了解其是否主观上“恶意”。

　　认定恶意的实质标准，可以参看1989年的一个判例：一次地方竞选中，报纸接到某女士的爆料，称候选人Connaughton许诺给予她妹妹找工作等好处，以感谢她们爆出竞选对手的丑闻。报纸未经详细核实就予以刊登。之后，Connaughton控告报纸。最高法通过哪些证据认定报纸存在“恶意”的呢？一、在报道刊发前，原告本人和5个证人都否认了指控；二、原告向报社提供了爆料者妹妹的录音，但报社没认真听；三、记者未试图采访爆料者的妹妹；四、爆料内容明显前后矛盾。很明显，媒体的发稿没有经过规范的编辑流程，对当事人的申辩又置若罔闻，所以被认定存在恶意，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

　　可见，虚假新闻报道的“恶意”，未必要达到明知是假的程度，即使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散布明显不靠谱的爆料，一样构成“恶意”，这种情况下即使错骂的是公众人物，也算侵权。最高法院的判词说：“报纸的不作为，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它不想获得有可能证实指责可能虚假的事实。”媒体玩的小把戏，被最高法院一眼看穿。

　　回到章子怡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网站有没有可靠的信息源，并依照公认的规范流程对信息进行核实，以确证网站是否存在“实质性恶意”。但是网站方面拒绝提供信息源。在美国，媒体的言论权受第一修正案保护，但最高法院也裁定过，记者保护信息来源的“守密权”，并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所以之前就有美国记者因为保护消息源而入狱的。只不过，一些州相应地制订了保护记者信息源的“庇护法”。

　　报道章子怡“陪睡”的美国网站既然不愿意提供信息源，就很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存在“实质性恶意”，所以最后网站还是服软做了和解。

　　前有沙利文，后有章子怡，这代表了美国言论权的两个阈值。为保障公民言论权，公众人物的名誉受到限制，但也并非绝对没有名誉权。公众人物依然可以要求媒体公示信息源、原始采访底稿、编辑流程等，以鉴定媒体发表失实报道时是否存在“实质性恶意”。

　　这也是值得中国媒体借鉴的，特别是中国的娱乐新闻一般“尺度较大”，但也不能无视新闻规范流程，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散布明知不靠谱的信息。当权利还是一种期待时，就更不能滥用它。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