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国华：是该把“父母官”称谓扔进故纸堆了

　　15日下午，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山西太原演讲时表示，走过183个国家，最主要的体会就是“人民至上，人民万岁”。在旧中国、封建时代，县以上官员被称为“父母官”。李肇星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老百姓才是所有人的“父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12月16日中国新闻网）

　　称官员为“父母官”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这种表态引发民众共鸣，个中缘由不难理解。“父母官”是传统社会对地方官员的通俗称谓。“官”前加上“父母”二字，是古代社会家国一体的统治意识的外在体现。在“父母官”的思维语境中，官员不仅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中枢，更侵入私人领域而带有家庭人伦层面的色彩。受“父母官”意识影响，官员是普通民众的“父母”，带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严感。这种羼杂了私人领域人伦因素的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人治”是其显著的特征，这就使传统社会的治理停滞在较低的水平。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科学范式，服务行政打破了官民界限，把行政人与社会公众置于平等地位，主张公众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行政人对公众的诉求必须尽快做出回应。无疑，服务行政追求的是“好的治理”即善治。仍用“父母官”指代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公务人员，显然不合适。

　　“父母官”只是一种称谓，但从这种称谓可以看出统治思维的思想遗存。在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更加注重交流互动的今天，单向的“父母官”思维自然难以适应逐渐兴起的权利意识。在步入改革深水区的今天，以“父母官”的单向度思维面向价值多元、诉求多元的现代社会群体，无疑是用古代的脑袋处理今天的问题，这就不只是时空错乱的问题了。应该看到，现代社会治理较传统治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复杂性更繁复，只是依靠“父母官”思维，显然无法因应现代社会治理的艰深复杂。面对不同社会群体间差异明显甚至不乏冲突的利益诉求，人治色彩严重的“父母官”思维显然不易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做到审慎平衡。

　　如此看来，对于公职人员自身来讲，相对于“父母官”称谓，更应该清除的是“父母官”思维。称谓只是表层的东西，称谓背后的行动思维才是问题的关键。“父母官”思维比“父母官”称谓更可怕，流毒更深。“父母官”思维认为自己对百姓就如哺育孩童的父母，百姓若不“听话”，“父母官”就该像父母打孩子一样“教育”百姓。媒体报道的某官员质问记者“为谁说话”等雷人言语之所以引发社会诟病，即在于官员的统治思维在作祟。在“父母官”的思维中，服务意识、回应诉求、沟通协调、谦抑敬畏等等字眼非常匮乏，媒体曝光的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故意刁难办事群众、办个证要跑十几趟好几千里等行政弊病，无疑是“父母官”称谓背后的统治思维使然。

　　现代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决定了要将“父母官”扔进故纸堆。服务行政追求善治，将公众看作公共服务的对象，要求认真倾听并主动回应民众诉求，同时注重公众的广泛参与。因此，消除“父母官”脑中的僵化治理思维，比简单消除“父母官”称谓更重要。这一切，有赖于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优化权力结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有赖于强化人民对权力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凌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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