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铁三角”是公权力异化开出的恶之花

一个城中村改造工程，“绊倒”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端掉整个村干部班子，牵扯一批开发商。冼村，广州最繁华城区的城中村。伴随旧城改造、地价飞升，演绎出一幕现实版的“《窃听风云3》”：宗族大佬把控村务、地产集团低价拿地、政界高官权力庇护、大谋私利矛盾不断……今年7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冼村7名班子成员涉嫌贪污受贿案，“腐败铁三角”随之浮出水面。（南方都市报，8月18）

高官提供庇护、村官把持村务、地产商低价拿地，三者可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对（村集体）公共利益的贪婪攫取。由政府官员、“村官”和地产商打造的“铁三角”，可谓当下旧城改造的诸多乱象之一。在这个“腐败铁三角”中，我们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制度的畸变、官员对公权力的玩弄、无良地产商获取私人利益的不择手段。在公共权力与个人私利的龌龊交易中，本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权力被异化为个人牟利的工具，某种程度上甚至充当了侵渔村民合法权益的帮凶。

不得不承认，在当下的公共治理序列中，乡村治理有其自身特点。作为一项特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伴随时代变迁也逐渐沾染了一丝异样色彩。乡村自治主导权被宗族或黑恶势力把持的情形，广州冼村显然并非个例。在乡村治理中，“能人治村”虽是个不错的探索，但这种治理模式显然不能只寄望于“能人”的道德自律。当乡村治理中的村民民主监督流于形式、上级的监督指导又过于疲软时，这种“能人治村”很容易沦为“一言堂”而架空民主，对乡村自治的成色造成损毁。当乡村治理的主导者被宗族或黑恶势力所渗透甚至“合体”时，乡村治理的含金量无疑已大打折扣。

乡村自治的体制环境并非绝缘。在城镇化大潮的裹挟下，拥有丰富土地资源的乡村成为开发者眼里的香饽饽，单是旧村改造就包含令人眼热的“红利”。当村民自治中的村务公开成为一纸具文，当村民被以各种借口排除在公共参与和民主监督之外，当乡村治理“红利”的分割羼杂了政界官员的特殊关照，村官、地产商与政界高官三者之间“心到神知”，公权力的介入加上丰厚的利益诱惑，让本来就先天发育不良的乡村治理，更容易沦为非法牟利的工具。无论是政界高官手里的公共权力，还是“村官”手里的准公共权力，此时都异化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这就意味着，村集体的公共利益正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究其原因，宗族或黑恶势力把持下的乡村治理“暗箱操作”给权力寻租与利益勾兑以特殊机会；政界高官挟公权力之威的强力介入，压缩乡村治理空间边界、侵蚀村民自治独立性的同时，对于其间的丰厚利益难免觊觎；当变异的乡村治理和扭曲的公权力，遇上居心叵测的地产开发商，三者的“共同利益”就找到了契合点，而权力制约监督的疲软则为之提供了为所欲为的可能。这或许就是冼村旧村改造形成“腐败铁三角”的原因吧。乡村治理事务保持足够的公开和独立，村民民主监督保持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勿要流于形式，这些都是破解权力上下勾结、官商利益勾兑的药方。从打通城乡二元化梗阻来讲，保障村民在旧村改造中的主体性地位，确保村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更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凌国华）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