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一介身上看到“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国学泰斗、北大国学国宝级教授汤一介先生于9月9日晚8时56分逝世，享年87岁。今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北大人文学苑看望87岁的著名哲学家汤一介。今年6月底，汤一介主持编纂的《儒藏》精华编百册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此前，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9月10日《人民日报》）

汤一介先生，在教师节前夜与世长辞，这对这位当了一辈子大学老师的国学泰斗、北大国宝级教授而言平添了许多悲伤之色。汤一介先生的逝世，无论是学界，还是在整个中国文化领域，影响巨大。他是在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去世之后，我国学术界损失的又一位大师级人物。在这个“钱学森之问无法得到正解”、新生代的国学大师还无处寻觅的时代，这是极其遗憾的事情。

汤一介先生的晚年，可谓深居简出。极少在公众媒体层面露面。这也正是许多网友对这位大师不甚了解的原因之一。笔者在读研写毕业论文时，在导师的推介下，读过汤一介先生主编的部分书籍，包括《中国儒学史》等。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对其有限的报道和专访中，阅读到他的一些精神内核。笔者认为，汤一介先生，故然是搞传统文化研究尤其是儒学研究的，但其思想并不古化，相反，却有非常重的“经世致用”成分。

一者，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2011年，汤一介先生在接受某媒体专访时曾说，“现代知识分子不应向非真理妥协”。同时，汤一介先生认为，“知识分子不直接治理国家，但他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议论的责任”。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告诫，正如汤一介的父亲告诉他一定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一样，汤一介也在劝告我们的知识分子要守住底线，要有原则意识，要肩负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既不能避世，也不应该犬儒，更不应该成为“砖家”或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二是，关于大师的培养。汤一介先生认为，这个时代应该出现若干学术大师。而真正的学术大师应当如何才能出现呢？汤一介认为，就是要做好学术研究，从一些小项目、小课题做起，他说，“我们最好不必如此着急，还是扎扎实实做点深入的研究工作为好。”事实上，汤一介先生也是这么做的。同时，对于当下的学术环境，汤一介认为学术应该更加自由，要有“百家争鸣”的大局面，这样或者真的可以出现引领世界哲学发展的“哲学大师”。

三是，对于经济建设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汤一介也认为社会发展不能太过功利化。他说，“因为现在社会还没有从把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向以思想文化为中心的社会转移，因此功利化太强。”他同时认为，“因为人类社会如果完全走入功利化，大家都不会得到幸福”。显然，解决幸福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经济，而在于内心的建设。

归为一言，学术与思想的发展与进步，终究是要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作为我国的当代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汤一介先生用最为基础性的学术研究与书籍编纂，以及他在公共媒体上的发声，践行并阐述着属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或许，除了等身的著作外，“经世致用”思想——才是汤一介先生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只有知识分子都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才会得到解决，才会达到汤一介所说的“不医而治”。

作者：王传涛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