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庄：生态文学走向兴盛

　　我国从古代就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有着“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反映在文学上则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创作观。作家赵鑫珊曾在文章中写到：“当人类把天然林中的第一株大树砍倒在地，文明便宣告开始了；当最后一株被砍倒在地，文明即宣告结束。”标志着文明的生态文学近年来颇有收获。愈来愈多的作家取得共识，自觉地把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不但创作的领域和队伍不断扩大，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也愈加深化丰富。

　　生态文学的多样化展现

　　中国当代作家对生态意识的展示是全方位的。评论家汪树东将生态文学分为三类：首先有一些作家非常关注生态环境的惨遭破坏，在叙写生态灾难时流露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徐刚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对我国的森林、江河、湖海、土地等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广泛涉猎，视野宏阔，笔锋犀利，忧愤深广，尤其是他的《守望家园》、《江河并非万古流》、《长江传》等长篇报告文学颇具经典性。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李青松的《最后的种群》、《遥远的虎啸》，哲夫的《长江生态报告》等报告文学都是生态忧患之作。其次，有一部分作家对各种自然生命怀有生态同情，细致入微地描摹多姿多彩的生命姿态，并反思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张炜的小说《三想》对树、狼、人的心理描摹还原了自然界生命间隐秘的联系与彼此友好的情谊，叶广芩的《长虫二颤》、《熊猫淑娟》等小说对自然生命的体贴入微极其动人，而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大漠狼孩》等小说也都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示了人与自然生命之间不能损毁的生态关联。在生态意识的潜移默化下，当前中国文学中的动物形象显示出摆脱了人的道德伦理化后的华美风采。第三，许多作家以生态意识为依据展开了非常彻底的现代文明批判。张炜在小说《九月寓言》和散文《融入野地》中都为逝去的野地灵性哀婉不已，对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暴力征服之上的现代文明激烈批判。还有诗人于坚常常远离现代都市文明，漫游云南大地，寻觅着大自然残存的诗意。而散文作家苇岸更是通过对大地上的各种事情精细观察，寻觅着自然的隐秘节律对抗着现代文明的机械化与标准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对生态问题加以持之以恒的关注，生态文学作品也越来越数量繁多，体裁多样；而且与中国古典文学中那种自发和被动的生态意识相比较，越来越多的作家具有了自觉的生态意识，对现实人生和社会能够从生态意识角度加以透彻的审视和质询。

　　在评论家李鲁平看来，徐刚、麦天枢、刘贵贤、马役军、王治安、哲夫、何建明、陈桂棣、李青松等人的报告文学共同写就了关于中国当代环境问题的报告文学史，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现对于唤起时代的生态环境意识、对沉浸于迫切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思考更加和谐的发展方式，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

　　与报告文学呈现具体的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的数字和现象相比，小说进入生态领域，赋予了生态文学更多的生动性、形象性以及文化内涵，小说以具体的人物和人物命运让生态成为有生命有呼吸的生态。其中像徐刚的守望家园系列、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李青松的绿色森林系列、哲夫的生态危机系列、郭雪波的草原生态系列、王族的动物系列等优秀作品，以各自独特的题材和艺术追求，共同昭示了生态环境与人的生存发展之间的息息相关的密切联系。

　　为什么关注生态文学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曾于2003年获得全国首届环境文学奖，那时他对被冠以“环境文学”尚有些懵懂，而现在海内外研究中国生态文学的学者都不会遗漏他的创作。早期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中写到了炸山、开路造成环境的破坏，人的生命的伤残，的确是对环境破坏造成人的命运悲剧的一个书写。然而当时陈应松的写作是不自觉的。但是他的写作到了后来自然转向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世界曾经发生过的疯狂，对自然生态，对人所产生的戕害，有时是触目惊心的。”陈应松说，他写神农架，全是神农架独特的“食材”。它的环境、生态、故事，都是包含着生态。但若有意为之，便会使作品狭窄，仅仅关注某一点。他说，对生态文学的思考，要对一个地方的人民的生存进行通盘审视才行，还要加上时代和政治的因素。有的生态文学是写给青少年看的，那种生态文学比较单纯和单薄。国外也有这两种写法，纯粹对自然的讴歌也是好的，但更为复杂的写，写人的生存现状与忧思，写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的坚韧对抗，更有意义和价值。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已经引起很多人对神农架产生兴趣，陈应松表示：“我想一个作家保持与大地和人民的联系，他自己才有活力，小说也是一株在大地上生长的植物，它必须有泥土的气息，越深厚越好！”

　　郭雪波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致力于生态环境文学创作，他的处女作《高高的乌兰哈达》，写的就是人工种草改造沙化草原的故事；此后的《大漠魂》、《狼孩》、《沙狐》、《银狐》等作品，直击生态危机根本，呼唤人与自然和谐。郭雪波认为，现在生态环境文学在整个文学中关注度不够，“我写生态环境文学只是为了表达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作家对社会和生态的见解，不存在任何的功利目的。希望能用我的笔去呼吁、反思，在我的作品《银狐》中就是为了寻找这种思想，文学并不能挽救世界的生态环境，只希望这种呼吁的声音能传达给更多的人。”

　　作家眼中的生态文学

　　尽管作家刘亮程的作品也被纳入“生态文学”，但他更认同自然主义文学。“我认为的自然文学，最核心的是自然本身，这是自然主义的核心。”刘亮程说，多数文学作品总是借助自然抒怀，在这样的书写过程中，自然不是它自己，一片草，一朵云都被赋予了使命，不是自然的本身而是比喻的工具。他的文学创作，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就在朝着自然的方向努力。“在我的文字中，自然不是工具，当然这样的文字有象征意义、有寓言意义，但是必须是有生命的自然。文学是动的，是有灵魂的，文学是通过人的灵魂与自然界的灵魂沟通呈现出的表达方式。”

　　新疆作家王族近几年开始转向动物小说，先后完成《狼界》《狼苍穹》等力作。王族说，创作动物小说的起因与自己的生活环境有关。他认为，人与动物在大自然中互为依靠的精神内核，时至今日在游牧这一大背景下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状态。

　　在今天谈论生态或者生态文学，话题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偏移，因为中国的生态在当下面临着巨大的问题——生态污染严重，人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王族认为，所谓的“生态文学”，过多地会带有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和批评。其实，中国的“生态文学”一直是存在的，无论在怎样的题材中，人都离不开生态。比如乡村题材作品中对生态的最直接呈现等等，都让我们看到，长期以来人的命运与生态变化互为扭结，又息息相关。“几乎所有的作家在写作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到了生态环境文学，但是就其理论形成，以及作家涉及这一题材的规模而言，似乎还不够明显。”王族说。

　　谈到当下生态环境文学在整个文学中处于怎样的地位，陈应松表示，现在的生态文学不是太火，关注它的人不多。但这不能否认它的价值。他说，在中国，人们对自己所处的世界还缺乏忧患意识，不像西方那么重视他们生存的家园。中国这个尚在温饱中的国家，要她知道生态的重要和爱好生态文学，还得花时间。

　　西方文明的进入，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有用武力征服自然带来的恶果，现代文明究竟应该是快速的前进还是缓慢前进，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真正的生态文学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有评论认为，生态文学不应仅仅是空洞的说教，还应该是充满文学独特魅力的。重生态化、轻文学化的倾向导致一些文学作品成了生态案例和宣讲材料。生态文学的优势在于它为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空间，以进一步反思人类文明的弊端，但前提是作家必须克服盲目趋同的心态，尽快从一味的情感宣泄和浮躁的攻击咒骂中摆脱出来，对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生态问题进行更为理性、全面的剖析与反思，并努力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寻求可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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