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罪该领死的“虎”“蝇”就不该留活口

很久没有听到贪官因贪领死的消息了，今天终于听到一例，不啻于初冬响起一声惊雷，让人不禁解气称爽。

12月10日，广东第一巨贪，“处级贪官”张新华贪腐3.4亿被判死刑。据《南方日报》消息，广州中院一审宣判，白云农工商原总经理张新华犯贪污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新华贪腐达3.4亿，梳理省内涉及贪腐案的金额，无人能出其右。

中国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其中，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也就是说，张贪腐3.4亿该不该死不值置喙。我的问题是，对罪该万死的“虎”“蝇”级贪官，本不该留下活口。

一段时期以来，对《刑法》是否废除贪官死刑存在争议。然而，争议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并未因为争议而撼动；退一万步说，即便“废除说”被采纳，等修改刑法后废死也不迟。如果说争议不足奇怪，堪称咄咄怪事的倒是，现实中对贪官适用死刑的司法实践却面临尴尬。

一方面，法院对贪官量刑过轻，死刑对贪腐失去威慑力。不妨回望一下，自胡长清以来，经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至早前的文强，贪官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者，相对适刑的庞大群落，堪称凤毛鳞角屈指可数，因贪腐而被判死者更是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对贪官死刑适用网开一面，客观上对贪官贪污数额屡创新高“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起到鼓励纵容反作用。有研究表明，从1996至2008十二年间，受贿犯罪死刑的平均受贿金额约上涨了105倍。1993年至1996年，因受贿而判死刑4件，受贿金额在17万至60余万之间，平均受贿金额为40万余；1997年至1999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4件，受贿金额在170余万至520余万之间，平均受贿金额为320万余；2000年至2002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11件，受贿金额集中在500余万至900余万之间，另受贿金额在200万余至300万余之间4起，受贿金额达4100余万1起，平均受贿金额在880余万左右；2003年至2005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8件，受贿金额集中在500万左右至3000万之间，平均受贿金额1500万余；2006年至2008年，因受贿而判处死刑4件，受贿金额在2200万至1亿之间，平均受贿金额在4200万左右。

试看当下，一些落马官员贪腐金额动辄以“亿”计。如早先曝光的“三最女贪官”罗亚平，涉案金额多达1.45亿元。这位辽宁抚顺市原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被中纪委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最近公布的两只国级“大老虎”贪腐金额都被报道用了两次“数额特别巨大”。就法律经济学上分析，既然贪10万元最多不过死缓，贪10亿元最多也只是死缓，为什么不贪10亿元？广东第一巨贪张新华就称自己“罪不至死”，要上诉。张认为他这么大数额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职务犯罪，他觉得他有机会判缓刑出来。一个处级芝麻官居然胆大包天至如此程度，与其说其利令智昏加法盲，毋宁谓之刑法震撼效用式微落空。

我知道主张废除死刑者两条主要理由：一是惯例上外国少或无有死刑；二是实践上死刑不足以震慑贪污犯罪发案。其实这两条均站不住脚。中国与外国文化制度国情历史阶段不可同日而语，生搬硬套显然有悖基本逻辑缺少充必理据。不妨拿建国不久对贪官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极刑案例说事。就刑罚角度窥，对刘张二人判处极刑，彰显了刑罚惩罚功能、威慑功能和教育功能。邓小平后来就曾说过：“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年曾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李克才，后来也颇有感慨地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许多中国百姓也有同感：虽然区区两颗贪官人头，却换来中国官场至少20年安定。如果说上述是正面佐证；这些年来，随着对适刑贪官死刑适用减少，贪腐犯罪随之呈高发频发势头则堪称反面佐证。

12月10日上午，河北廊坊中院对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刘铁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前，刘被指控收受财物3558万余元。应当说，相对于数千近亿级贪官也被刑法网开一面的先例，这是一个不轻的判处。在我眼中，两个案件传递的共同信号十分清晰，它让公众相信，在反腐战役成为“新常态”的当下，未来无论“大老虎”级抑或“苍蝇”级贪官，都势必会得到依法量刑罪罚相当的制裁。

对罪该万死的“虎”“蝇”就不该留下活口，这是依法治国的题内之义，也是维护刑法尊严，实现公平正义的应然和必然。（陈庆贵）

(责编：刘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