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市卫计委统计，“单独二孩”政策实施首年，全市申请数超3万例，申请家庭只占符合政策的6.7%，远低于预期。同样在上海，据2013年的数据，上海有200万个“双独”家庭，其中40%～50%有生二孩意愿，但之前5年之间，只收到1.5万例申请。
众所周知，人口问题长期缺乏有效的公共讨论，质疑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难以为公众所知。但随着近年“未富先老”等人口问题的突显，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单独二孩”政策之后，计划生育的讨论空间扩大了。
事实上，在国家大行“计划生育”的同时，中国一些城市人口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甚至极低生育率水平，导致人口负增长以及老龄化加剧，生育意愿也是一降再降。以上海为例，1980年代的生育意愿是2个左右，新世纪以来降低到1.3个以内。需要说明的是，这仅是“生育意愿”，而“实际生育”数会更低。
是什么导致民众不愿意生？其实，“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韩国从1962年开始全面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但随着韩国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降到1.59。2005年至2010年，韩国妇女的总生育率，即每名女性一生所生的平均婴儿数为1.13人，不到全球平均水平2.56人的一半。和韩国一样，日本、欧洲等国也都陷入所谓“低生育陷阱”。
“低生育陷阱”是国际知名的人口统计研究学者鲁兹提出的人口学概念，即一国的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 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的自我强化机制”，仿佛落入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甚至进入“生育断崖”。鲁兹对“低生育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提出了三个层面上的解释，这个模型也可以用以解释上海的低生育率。
第一，是人口学机制，低生育率导致出生队列规模缩小，进而使潜在母亲越来越少。
第二，是社会机制，孩子从父母那里习得“理想家庭规模”，独生子女成家之后，会天然觉得独生子女是“理想家庭规模”。按北大教授穆光宗的说法：“生育文化的力量大于生育政策，低生育文化，一旦形成政策就难以干预。”而上海等大城市，又是近30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最好的地区，导致城市形成“少生光荣”的“生育文化”。
第三，也就是收入对低生育的影响。按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说”：如果夫妇预期收入能力相对于他们渴望的水平而言更高，他们对前景更乐观，会愿意多生育。反之，就会反对多生育。生育意愿取决于“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所以，“北上广”作为中国一线城市，虽然绝对收入较高，但对于市民个体来说“相对收入”却不高，相反，相对于大都市高启的房价、生活成本、抚育成本来说，绝大多数市民会感到预期收入与现实相差太大，安全感、生存压力也低于三四线小城市，从而会自觉规避生育。说白了，居长安不易，生娃更不易。在将来，孩子甚至可能成为大城市中产阶层的“奢侈品”。
这次“单独二孩”的年终总结，把事情挑明了，上海、北京的生育意愿就是低，政府部门之前确有杞人忧天之处。中国都市进入“低生育陷阱”，也并非危言耸听。“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但别让发展成为“绝育药”。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有必要适时反思计划生育政策了。
（沈彬，知名评论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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