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中日防卫部门在东京重启建立“海空联络机制”处长级会谈。新华社报道表示，“双方确认了迄今就建立该机制达成的共识，并就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及有关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协商，达成了一定共识。”
此次会谈所以迅即取得成效，是因为早在2007年4月中日已同意建立“海上紧急联络机制”。同年8月，中日防务部门首次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已有“建立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防止发生海上不测事态”的内容。之后，双方举行了三轮会谈，并于2012年6月达成三点共识：1、设置防卫部门之间的热线；2、统一舰艇和飞机在现场联络的无线电频率和语言；3、防卫部门定期举行会议。由于同年9月日本对中国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三点共识未获落实。时隔两年半举行第四轮会谈，是确认“迄今就建立该机制达成的共识”。
中日为何时隔两年半重启会谈并迅即达成一定共识？根本原因是此举符合各方利益。
对日本来说，首先为了摆脱“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概念和命题，其要害是一国对他国扩充军备的行为究竟出于防御还是进攻无法判定，因此感到惶恐和担忧。虽然中国一再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中国维护钓鱼岛主权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军事实力的突飞猛进，确实对日本构成极大震慑。中日军机和军舰在空中和海上多次对峙，也使“擦枪走火”的危险确实存在。基于历史教训，日本著名评论员田原总一郎告诫其国人:“不要忘记,日中战争就是由一发子弹引起的。”中日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并呈螺旋式上升，日方胜算几何？
其次，日本高官不乏对美日同盟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者。尽管美国多次表示，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但日方要员认为，那或是美国让日本入伙“跨太平洋伙伴计划”的筹码。2013年12月11日，曾任日本防卫厅长官、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石破茂在记者会上公开发问：“一旦日本遭到麻烦，美军真的会帮日本吗？”石破茂的怀疑不无道理。2014年3月2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美国基于《美日安保条约》虽有保护日本的义务，但并不希望卷入中日冲突，安倍政府正在置美国的利益于不顾”。
再次，安倍渲染“中国威胁”，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幌子不断扩充军备，走“独立强军”的路线，遭到大多数日本民众的反对。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例，日本共同社在2014年4月的一次民调显示：反对占52.1%，赞成占38%；《朝日新闻》同期民调则显示：反对占56%，赞成占27%。2014年7月1日，日本通过拟重新解释宪法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后，引起在野党派、媒体评论、普通民众的一片抗议和质疑，并使安倍内阁支持率连续下挫。自民党能够重新赢得大选，实在因为日本选民“别无选择”。必须强调，虽然安倍等不断迎合日本右翼呼声，日本存在“右转”倾向，但希望和平，反对战争，仍是日本民意主流。
中国愿意就建立“海上紧急联络机制”和日本达成共识，笔者认为基于几方面考量。首先，在战略层面短期内难以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情况下，避免武力冲突发生，做到“擦枪不走火”，是现实和明智的选择。
第二，展示中国言而有信和大国担当。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对日关系，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2008年5月7日《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即“第四个政治文件”明确写道，“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
第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中国的外交原则。习近平主席在去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既是对有关国家的警示，也是中国的表态。中日建立“海空紧急联络机制”以规避武力冲突风险，是中国“和平崛起”立国方针的体现。这一方针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从来是热爱和平的，更不愿意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因战争而中断。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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