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14年或已成资本净输出国，商务部公布的这个判断在国内外市场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2014年全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而达到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之多，继续位居世界第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无疑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取得长足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上升的表现，更有助于提升我国对外经贸的效益和层次。随着“一带一路”规划出台和实施，随着中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大潮涌起，相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会继续快速增长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例外，其最大的潜在风险就是可能带来国内产业的空心化而最终削弱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后劲。看看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对外投资持续居高位，国内投资却长期低迷，陷入高储蓄、低投资局面，成为食利国，这个近代工业革命的故乡也由此错过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从工业化的潮头落伍。由此，我们不难知道这种风险客观存在，而且不容忽视。
即使在我国国内，在温州资本遍天下的同时，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深陷瓶颈，曾经实体经济活力充沛的温州也在相当程度上变成食利地区，进一步向我们敲响警钟。
不仅如此，对外直接投资持续高速增长还有可能损害我国平衡区域发展的努力。我国不仅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不仅在总体上仍然需要通过持续的高水平投资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而且需要通过投资在国内的区域间梯度转移延长实物资本的生命周期，并缩小区域发展的落差。尽管我国已经出现了相对的资本过剩，但相对过剩资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相对过剩资本总体上相当稀缺，甚至不存在，仍然处于绝对的资本短缺之中。
参照国际经验，当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成本竞争力而需要转移时，我国中西部地区实际上要与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竞争这部分资本。倘若沿海发达地区的相对过剩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出于单纯逐利动机赴海外投资，就无异于剥夺了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由于我国需要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矫正畸低的消费率，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迁移；对于其中面向海外市场的企业而言，当他们选择迁移目的地时，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区无疑比中国中西部地区拥有区位优势。因此，沿海发达地区资本外流损害中西部发展机遇是我国面临的现实风险。
面对上述风险，限制资本流出并不可取，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不断改善我们国内的商业环境，以保证我国永远外商云集，永远竞争力强劲。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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