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郎之乱”折射世界经济无序

2015-01-28 07:48:37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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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兴国有必要积极推动主要发达国家在G20等国际多边舞台上,展开“政策协调”,确保政策的有效性,维护世界经济的均衡增长。

瑞士央行1月15日发表声明,撤销瑞郎对欧元的汇率上限,宣告终止无限外汇干预政策,引发金融市场混乱,折射危机后大国央行执行的非传统政策无序,世界经济呈现政策失衡新风险。为此,主要大国需要切实推进多边机制,搁置争议,缓和对立,协调政策,共同摆脱危机。

2011年9月,为阻止瑞郎对欧元无限升值,瑞士央行设定了1欧元兑1.20瑞郎为汇率干预上限,即一旦市场汇率逼近上限,央行将采取无限制的抛售瑞郎、买进欧元的干预措施。其意图是阻止投机资金向瑞士转移,回避对瑞郎转嫁欧元危机。当时,作为西方主要货币之一,瑞士央行设定干预框架,人为抑制汇率波动,曾遭到各国批判,市场也不看好该政策可长期持续。

在欧债危机背景下,欧元暴露结构性危机,欧元资产被抛售,作为永久中立国和独立货币区,身居欧洲中心的瑞士成为各方转嫁危机的“近水楼台”。而瑞士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瑞郎升值无疑对瑞士经济构成直接打击。这是瑞士央行“无限干预”的主要目的之一。另一方面,瑞士央行也希望通过向市场宣示“将采取持续、彻底的干预措施”,形成“口头干预效果”,尽可能“节省干预成本”。但进入2012年,随着希腊危机严峻化,干预额度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规模超过GDP的七成,瑞士央行已不再具有继续干预的空间。

随着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濒临通货紧缩边缘,欧洲央行三番五次对市场增加货币投放,继续推升瑞郎。尤其是2014年中期后,面对物价低沉、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欧洲央行开始讨论采取美国版的量宽政策,欧元再度走低。与此同时,世界原油价格下滑,产油国、新兴国货币下跌,瑞郎进一步成为市场追踪的避险目标。

2014年底,欧元区物价指数划破0%,表现负的0.2%,通货紧缩风险持续上升。特别是欧洲法院裁定欧洲央行若买区内国债“不违规”,欧洲版的量宽政策进入倒计时,欧元加速贬值,瑞郎再次升值。瑞士央行因前期的干预,已经蓄积了大量的欧元资产,继续无限干预,必将导致持有的欧元资产评估损失,直接威胁央行资产的质量。瑞士央行已没有手段展开大规模的干预,只好解除上限,放弃无限干预,“放任市场决定”。

“瑞郎之乱”折射非传统金融政策之乱。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量宽终结,政策方向转向回归常态。但危机后美国三次量宽导致央行蓄积了巨额资产,犹如水库蓄积了空前的势能。美联储“回归政策常态”意味“开闸泄洪”,而对于市场是否准备好了“分洪渠道”,货币当局事实上心里没底。因为在过去6年的量宽条件下,市场环境急剧变化,市场功能极度退化,金融生态极度脆弱,美联储若想退出量宽,回归利率时代,意味着“从一个经济时代到另一个经济时代的转变”。“时代转变”常伴随巨大的“转变成本”,如何将这个成本转嫁出去,关乎美联储退出战略的成败。这就像一场大战役的“反转”,需要将大规模的兵力撤下阵地,必须部署“掩护部队”,才能完成主力部队的战略转进。

美联储转嫁成本的场地无疑是世界市场,但简单向世界市场泄洪,无异于自淹美国的田地。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是相通的,世界市场的联系渠道早已打开,美国也不能无视这个事实。问题是,美国已从“世界警察的岗楼”走下来,已经失去了使用类似“广场协议”的手段调动日欧展开所谓的“国际协调”的条件,日欧也不一定愿做美联储的“掩护部队”。美国只能通过改变“战场态势”,迫使其进入战壕,被动充当“掩护部队”。

事实上美国正是这么做的。自从2013年5月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证词中提及退出量宽以来,美联储一直将“物价”、“失业率”、“就业质量”,乃至“年轻人失业率”挂在嘴边上,刻意忽视经济增长率、资产价格上升率,乃至市场对资产收益率的追求,及其潜在的泡沫风险,其意图无外乎是,要通过拉大美欧日增长态势的差距,使日欧感到增长滞后的压力,被迫“追加量宽”,吸收美国分泄的资产,帮助美国“战略转进”。

由此看,欧日追加量宽成为美国加息的前提条件;欧日追加量宽的规模,决定美联储加息的幅度与频率。美日欧事实上已经上演了量宽博弈。这不仅折射为“瑞郎之乱”、“油价之乱”,也表现为新兴国货币、市场,乃至经济增长步履之乱。

尽管新兴国经济快步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占比提升,但在市场规模上,美欧日仍是世界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从亚洲发往美欧市场的“集装运量”可见一斑。据美日海运相关的调查数据,2014年从亚洲发往美国的集装箱运量达1423万TEU(20英尺标准集装箱);而从亚洲发往欧洲的集装箱运量,仅2014年1~10月就达1290万TEU。这意味着美欧政策博弈引发市场变动,将直接关乎亚洲的出口、生产,及其支撑的经济运行,也必将通过国际收支反映为货币走势。

美国金融政策的“反转”、日美欧量宽的无序,及其引起的“经济时代的转换”,将不可避免地直接波及新兴国经济和货币。为此,新兴国有必要积极推动主要发达国家在G20等国际多边舞台上,展开“政策协调”,确保政策的有效性,维护世界经济的均衡增长。


责编:王书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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