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部分外资企业撤离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其中，著名的微软公司不仅将要在中国裁员9000人，而且计划关停诺基亚在东莞和北京的工厂。现在看来，不仅撤离中国的外资企业较前些年多了起来，而且其中不乏世界知名企业。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外资企业为什么“思迁”？为此，有必要从国际产业再转移角度加以理解。
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对于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其实并未下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月29日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表明，全球国际投资规模比2013年减少8%，而中国2014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较2013年增长了约3%，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第一大流入国。其中，外资流入的领域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事实上，中国经济在这些年来一直在致力于转型升级，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已不再满足于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是谋求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因而需要加速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因此，加大服务业利用外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相适应。
从战后的70多年时间来看，国际产业结构一直不断转移，而这种转移又常被学者概括为雁型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更是一种常态，而最近部分外资企业从中国再转移出去同样也符合雁型模式，只不过原来是大雁飞来，现在是大雁飞去。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曾经受益于国际产业转移，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单方面的资本净流入国，而是国际投资流入、流出的双向流动大国。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利用外资规模，中国现在拥有约4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外汇储备，纯粹是出于“找钱”目的的招商引资目前已经不多，中国现阶段的利用外资更多是着眼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般来说，见异思迁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但对于近期一小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而言，也要分清楚“见”什么样的“异”，“思”什么样的“迁”。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撤走是以再工业化导致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为背景的。由于生产力提升、原材料成本的下降以及研发对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加大，发达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原有劣势在很大程度上被弥补。例如，美国苹果公司前些年已经将一部分手机加工业务回迁到美国本土；松下、夏普等也有意将制造基地回迁日本。另一方面，则是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制造成本特别是在劳动力成本上比中国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如优衣库、耐克、三星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外资企业“思迁”的因素有很多，也未必完全都是“见异”之故，也有我们自身内因变化的因素。劳动力成本上升仅仅是表面上的直接原因，一些外资政策上的红利消失也不可避免地令一部分外资企业“思迁”。当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绝大多数外企业会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但也不可否认，也有一小部分外资企业并不完全适应这种改变。特别是，有些外资企业的撤离，在于其经营不符合中国的“新版本”产业政策导向，特别是在节能环保上存在的问题较多。对这样的外资企业，自然会用较高的准入门槛将其拦阻在外。已入门的，如不进行有效整改，也会将其请走。
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依然是留住外资企业的关键步骤，而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积极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对于某些“留不住”的外企也不必惊慌失措，来去自由才更能体现出高水平开放的胸襟。当然，对于撤走的外资，无论是回流到美国、日本等母国投资，还是在东南亚等地另找第三国投资，我们也不能仅仅一送了之，而要看一看这些外资企业离开后还会不会与我们的上下游产业保持甚至发展业务往来。如是，也不失为一种将“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态度，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总体上看，外资撤离中国还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中国的投资环境发生变化；从国际产业再转移角度来看，现阶段的部分外资撤离更多表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进入到新的阶段。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道：“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而借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今国际投资在中国的进与出似乎也有几分神似。
（白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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