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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2号编者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近日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任何霸权的最高政策议程就是维持霸权地位，这是权力的本质，无可非议。但是，霸权对自己的地位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大英帝国在衰落时能够“光荣体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相对衰落了，但还是想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诚如总统奥巴马所强调的）。这个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容许。认清这一点，对中国的大国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为文章摘编：
美国从1890年代之前的区域性大国，发展到冷战结束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方位大国，有其诸多国内国际前提条件，也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这个过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内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美国在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此前，美国基本上实行孤立政策，不愿卷入国际性事务。当然，所谓的“孤立主义”只是相对的。美国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也是扩张的结果。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美国的扩张主义也在形成。1823年的“门罗主义”，和欧洲列强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美洲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充其量只是个地区性大国。
第二，美国是被邀请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这与其他大国截然不同。美国之前的所有大国，大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美国被邀请是因为欧洲的一战和二战，这段时期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当时，战争对欧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不仅自身很难恢复，更不用说是领导世界了。欧洲列强就邀请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欧洲和美国基本上同属一种文化，美国人大多是欧洲移民的后代。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即民主政治。美国是欧洲地缘政治之外的大国，没有和任何欧洲国家构成地缘政治竞争，容易被欧洲国家所接受。
第三，可持续的内部发展和有效的外部策略。这两方面都和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有关。资本主义为美国内部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不过，政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规制资本主义的活动，使得资本主义可以持续发展。政府的作用在危机期间尤其明显，例如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外部崛起的有效策略是先成为地区性大国，然后成为世界性大国。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但在冷战期间，美国充其量也只是领导半个世界，对苏联集团没有任何影响。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部有效策略主要表现在其和苏联的竞争。而美国的策略和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关。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了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快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而美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和苏联竞争中，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不过是投向私营部门。美国很快在和苏联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领导的西方很快把其地缘政治秩序扩展到前苏联的领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一解体，美国各方面都没有了竞争对手。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这是人类地缘政治历史上的奇迹。
但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衰落了呢？
在讨论美国的衰落之前，首先应当指出几点。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美国还是最强大的。第二，美国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在军事上仍然是世界最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不会有真正的竞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表现为相对的衰落。第三，美国的衰落要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在衰落的过程中，如果美国能够做有效的政策调整，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从国际战略层面看，美国相对衰落可以从如下五个因素来理解。
第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外交上尤其是军事上的单边主义。“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后，在反恐的方式问题上，因为得不到其主要欧洲盟国例如德国和法国的支持，美国开始走上单边主义路线。尽管这里的因素也很复杂，但主要是美国对其力量的错误估计和判断。作为独一无二的大国，美国相信本身能够应付恐怖主义。这场单边主义主导下的反恐战争，直接促成了美国开始走向衰落。
直到今天，美国的单边主义以各种形式仍然继续。近年的所谓“重返亚洲”就有这种味道。尽管“重返亚洲”强调其和亚洲盟国的关系，但在对自身能力的估计上，美国仍然是“单边主义”。因为单边主义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脱离了美国一贯的现实主义路线。如果得不到纠正，仍然会促成美国的继续衰落。
第二，是美国的“世界警察的包袱”。当“世界警察”是有巨大成本的。美国强大的时候，能够支撑其“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且美国也的确是“税收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向其他国家“收税”，来支付美国所提供的“警察”服务。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美国国内经济不如从前，不仅其经济对外影响力减小，而且很多时候是负面的影响，例如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同时，美国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向其他国家“收税”了。在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共同的敌人“苏联集团”，很多国家愿意向美国“纳税”以求得保护。但今天已经不存在像“苏联”那样的敌人。尽管美国和一些国家也想把中国视为是新的“敌人”，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国际的“税基”都在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难以为继。一旦做不了“世界警察”，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就很难维持。
第三，是美国的“民主包袱”。美国坚定地相信，民主是其软力量的核心，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就要把民主的核心价值推广到世界各地。但美国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这种软力量实际上已经变成沉重负担，反而在加速美国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解体，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收缩。在中东，西方和美国可以说是在推翻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
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regime change）、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组织”（ISIS）。
第四，是“联盟包袱”。联盟政治一直是西方和美国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世界从“一分为二”转型为“一个世界”，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一个世界”局面的形成，本来就不再需要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了。但美国的战略失误，使其失去了调整联盟政策的宝贵机会。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反而强化其联盟政策。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有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敌人时的确如此。但如果不存在明显敌人，同盟便会产生两种成本。
一、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也把美国作为直接的敌人，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二、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结盟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
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分别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不断挑战中国。美国如果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时不提供帮助，就会失去“盟主”的信用，导致同盟解体。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陷入了“我的盟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联盟逻辑的原因。如果美国满足联盟的要求，就要牺牲和中国的关系，尽管中国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敌人。
第五，美国的大国衰落“恐惧症”。任何霸权的最高政策议程就是维持霸权地位，这是权力的本质，无可非议。但是，霸权对自己的地位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大英帝国在衰落时能够“光荣体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相对衰落了，但还是想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诚如总统奥巴马所强调的）。这个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容许。
作者背景资料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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