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何许人？
古希腊史学家。像古代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历史学家一样，修昔底德除了留给我们一部鸿篇巨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关于他的资料并不多。但一代代后人对其作品做出的解读，确是形形色色，或深刻或浅薄，或平实或大胆。
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便是其中一例。这一西方舶来的“洋概念”在中国近年来很有市场，在国内拥有相当一批拥趸者，特别是当中美关系陷入对抗矛盾时，这种声音更是不绝于耳，仿佛中美之间很难避免一场大战。笔者认为，这一概念不仅无法预见中美冲突的陷阱，而且如果国内舆论界长期对此趋之若鹜，那真是被下了套，处理中美关系时我们将永远处于被动地位。
对这一概念究其根源，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他认为，两千多年前雅典实力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由此他以斯巴达和雅典宿命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隐喻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崛起国（中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国（美国），后者也必然回应挑战，战争就不可避免。
这种言论目前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世界舆论对中美关系的习惯性看法。然而所幸，博大精深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不是任由现代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稍作分析不难发现，格拉姆对近代以来权利的更迭历史认识并不深刻和准确，因此建立在其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说难以成立。如果愿意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原作找来读读，就会发现修昔底德本人所描述的“修昔底德陷阱”，与当今美国人所说的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一个概念且大相径庭。
其实，在格拉姆把“修昔底德陷阱”应用到中美关系之前，国际关系大师级的学者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就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对修昔底德做过至今无人超越的研究。勒博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源并不是雅典实力的崛起，而是斯巴达对自身的身份、地位与价值观的担忧。这已经足以使人对格拉姆有关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后将必然导致战争论产生足够的怀疑。
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忽略了当今世界发展的现状，很难有任何现实意义。这一说法存在的前提是中国将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这并不符合中国当下谋求和平发展的实质意图。这种逻辑与中国对美关系的核心概念相违背，中国一直在努力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走出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老路。而如果按照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崛起国实力的上升是与守成国爆发战争的根本诱因，那么中国就会被锁定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被告席”上，因为美国永远都能辩解说自己冲突性的对华政策只是源于对中国崛起的正常防范需要。
中国一直致力推进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邀请所有大国，不论是老牌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发展中大国，都来走中国正在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所有大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全球化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不仅大大弱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相反，如果我们经常在无意中承认或者忧思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甚至陷入了中国崛起后带来与守成国美国冲突的忧虑，那对中国来说就真是不折不扣的被下套了。
研究那段历史，会发现，历史上的雅典“帝国”似乎更接近今天的美国，而不是中国。而现如今，美国学者又将角色轻易地互换，将中国轻而易举锁在了中美关系恶化的“被告席”，将改善中美关系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这般虚假的历史类比，才是真正的陷阱。（文/宋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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