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晋葛洪语焉不详的“青蒿一握”，到屠呦呦“从7个大缸中提炼出青蒿素”，再到“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被挽救”…… 过去几天，国人被这个跨越时空的信息链条所激奋动容，而点燃导火索的正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屠呦呦。10月8日，屠呦呦首次公开露面出席庆功座谈会，她表示希望诺奖之后能够在国内科研领域形成激励机制，“和我们国家综合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激励更多年轻同志在高领域来创新，推动国家的进步”。
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消息公布后，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新开端”，随后，一些讨论开始指向国内学术评价机制中的各种问题。这些年，中国的科研学术领域充斥着一股急于求成的浮躁状态。有人弄虚作假，有人为追求论文数量而不管质量、效果，结果造成虽然我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连年递增，但就是缺乏能开辟新领域的重大原创成果。
科研学术领域的浮躁现象之所以难以改变，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评价机制难辞其咎。比如，申请个科研项目，程序繁琐、考核频繁，导致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耗费在申请项目、应付检查上；在考评机制上过分看重论文数量，许多单位还把论文与奖金、晋升等挂钩。有这样的指挥棒，怎么会让人安心学术？
这次让不少人义愤填膺的是，屠呦呦能拿诺贝尔奖，却成不了院士。在中国，能够成为院士，可以看作是对学术科研人员的最高评价。这一讽刺对比也恰恰说明这个机制有不小的问题。
做个极端一点的分类，在当前科研领域，或许有两类人。一类包括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水稻的袁隆平、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的李爱珍、经常批评中国科技体制弊端的饶毅、不善交际比较直率不会拍马的屠呦呦——有的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有的人成了外国的院士，有的人拿了诺贝尔奖了，可院士大门不向他们敞开。
另一类包括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
这样的吊诡，恐怕也是出自扭曲的学术评价机制。不过，我们责之深、恨之切的目的，不是全盘否定了事，而是希望它好起来。目前国内的学术评价机制需要改进，但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儿，真正的科研尚且要板凳坐得十年冷，更何况涉及面广的科研机制？况且这种机制背后还有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这是全能政府、计划经济在科研学术领域的遗毒，不从根子上清除，我们的人才还会汲汲于虚名难以自拔。
事实上，我国对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改革步伐从未停止。比如最近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就明确提出：“研究制定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办法……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
总之，中国的科研评价机制有弊端，说破产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只有各界在认识上趋于一致，讨论上全面放开，实践上鼓励先行，政策上及时更新，才能试探出更灵活、更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才能扎扎实实地提升学术生产力，中国科研也才能真正走上国际主流学术舞台。
（熊建，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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