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冲刷城市（假想图）
岁末年关，又是一年总结陈词的时分。如果要给2015年选个关键词，在反腐、改革之外，“公共安全”理当不被遗忘。回望2015，有太多关于城市管理和公共安全的事情让我们悲伤。
在一起起骤然而至的公共灾难之后，我们发现，生命如此脆弱，风险无处不在。尽管依旧可以流泪，尽管依旧可以疑惑，但在每一起令人惊诧的重大城市公共安全事故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所有的灾难不过都是缘于“魔鬼的细节”：上海踩踏只因对安全预警工作未曾到位；和驶向不归旅程的“东方之星”客轮相对应的，是对客轮日常管理的疏忽；津门一爆是“化工围城”的结果；至于深圳滑坡事件，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但同样来得那样让人措手不及。
梳理发现，这些事故大多以一种“反常识”的面目出现。上海踩踏事件，是谁推翻了灾难的多米诺骨牌？现在已无可考证，但一场如此规模的聚会，所谓的安保工作怎能脆弱如斯？当一艘客轮搭载的多是中老年乘客，相应的安全管理工作为何没有相应升级？至于滑坡事件，出现在深圳这样一个现代化一线城市也是匪夷所思了。
另一个无法忽视的特征是，对照这些公共安全事故，它们“竟然”多数发生在发达的城市与地区。一种习以为常的认知是：关于公共安全，它往往和发展程度呈现出正相关的联系，越发达的城市，终归比欠发达地区要“安全”一些，然而现实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如此悖论到底从何而来？它说明的不过是一个常识：风险的社会里，其实没有一个地方绝对安全。不论是发达城市还是欠发达地区，决定公共灾难发生概率的，只能是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的具体表现。
面对接踵发生的重大城市安全事故，我们无法忽视那些习惯性存在的“监管洼地”。公共安全何以收获？它只能来自于监管者的如影随形，以及监管力量的无处不在。然而在城市之中，在上述的公共安全事故之中，监管的缺失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是什么阻止了本应提前出现的约束与纠偏，又是什么，让那些粗放且充满危险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大行其道地存在？很难说这是相应监管法规与制度的阙如，它更多是源于监管的惰性，以及监管合力的难以形成。
不要总等灾难来唤醒意识，唤醒那些沉睡的治理力量。抚平城市管理与公共安全的忧伤，除了回归法治，与监管的时刻在场，不会再有其他的捷径可走。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一个城市管理和公共安全事故频出的城市，终究难以建设成宜居的环境，难以让城市更美好。60%的城镇化率，更加需要的是100%的城市安全。
回望2015，有过伤有过痛，好在我们开始对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进行反思。直面2016，期待一切有所改变。这需要省思，更需要行动。
（王聃，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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