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无疑是2015年中国外交的一个热词，在金融、货币、气候变化、互联网以及联合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构想有了回应，并以此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可以说，2015年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转折性年份。
就最后这一个月来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权重占比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12月1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了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中国在IMF中的份额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12月2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国2016-2018年联合国会费与维和行动摊款的分摊比例，中国将承担7.921%的联合国会费与10.2%的维和行动摊款。调整之后，前者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后者则仅次于美国。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在北京成立，从此发展中国家多了一个多边融资平台。
在气候变化和互联网两个新领域内，中国也发出了独特的治理声音。11月30日，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上，习近平提出建立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12月17日，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呼吁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多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发出了强有力的中国声音，并且取得了积极的回馈，今后中国将站在新的起点上。一方面，这是中国硬实力的自然体现，全球治理本身反应了实力对比的变化，也体现出中国在软实力领域谋划布局的高超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世界需要点新东西，而中国的一些主张和做法恰好顺应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形势。
中国提升地位之后，相对而言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下降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中美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从全球治理本身而言，它超越民族国家范畴，是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政府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显然，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不都是美国一国就能够主导的问题，也不是中国一国足以主导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中美“权力转移”。
此外，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全球治理有自身的特色。美国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思考通常从市场失灵这样一个理论出发，即各国政府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无法解决全球问题，世界需要一个超级政府负责解决，由此美国才出面建立和维护一套秩序。在这套秩序中，美国是规则的制定者、秩序的提供者和维护者。而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恰与美国相反，正处于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期，还没有精细到处处要通过规则设定来分配利益。中国并不认为某一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因此主张全球治理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而在互联网和气候变化这样的新型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的方案体现出发展的特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表明，中国并不谋求权力最大化，而是将发展与共赢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这一点将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与此相对，美国版本的全球治理，探求的并不是发展，而将其看作是一种增强权力的工具。由此，美国不得不注重全球治理规则设定过程中的分配效应，极力避免让挑战者获取权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整体上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意愿都将下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供给能力有所提高，但在意愿方面差异极大，其成因也与美国不同，美国是担心权力问题，但发展中国家更多是考虑国内政局是否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因此，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自由民主一套说辞来推行全球治理，而是以发展的思路来应对新型的全球性挑战，从而逐步理顺全球治理的各类关系。
（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海外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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