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禁区”,欧洲才不会一再受伤

2016-03-24 06:57:25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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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各国并非没有可能提高安全防范系数和反恐效率——前提是必须直面并大胆触及某些至今仍不愿直面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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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22日上午8-9时许,比利时首都、也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扎芬特姆国际机场和靠近欧盟总部所在地的马埃尔贝克地铁站发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惨痛的连环恐怖袭击事件,接连三次爆炸导致3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事发后原教旨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通过网络宣布对事件负责,3月23日比利时警方相继宣布了3名被摄入机场摄像头嫌犯的姓名——巴克拉维兄弟(Khalid et Ibrahim El Bakraoui)和纳吉姆.拉阿克拉维(Najim Laachraoui),后者一度被传已遭捕获,但稍晚警方宣布“仍可能在逃”。

从目前所知线索看,此次恐怖事件和去年巴黎“11.13”系列恐怖袭击案有关:“11.13”系列袭击案参与一线袭击的8名嫌犯中有至少4名是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郊区莫伦瑞克区的摩洛哥裔,而唯一在袭击后逃脱的布拉西姆.阿卜杜拉姆(Brahim Abdeslam)在3月18日被捕前潜藏莫伦瑞克区长达4个月之久,阿卜杜拉姆等“11.13”系列暴恐案嫌犯和“伊斯兰国”关系密切,而此次被锁定身份的三人不仅同为居住于莫伦瑞克区的摩洛哥裔,而且和阿卜杜拉姆等人曾频繁互动。

近年来欧洲屡屡成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重灾区”,小的不说,仅轰动世界的就有2004年“3.11”马德里连环恐怖爆炸案(191死,2050伤)、2005年“7.7”伦敦公交系统连环爆炸案(56死,700人以上受伤)、2015年“1.7”巴黎查理周刊事件、“8.21”阿姆斯特丹-巴黎“大力士”高铁未遂恐怖袭击案,和前述“11.13”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等。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欧洲?

首先,欧洲一体化固然为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带来许多好处,却也同样为极端势力的传播和呼应带来便利。由于欧盟内部除个别国家外基本消除了“内关卡”和“内边界”,有组织、有预谋的极端恐怖分子就可以在此国策划、组织,却去彼国实施暴恐行动, “11.13”的策划、准备大多在比利时境内完成,行动却在法国巴黎,幸存嫌犯则又逃回比利时潜藏,“8.21”大力士“未遂袭击案,嫌犯从比利时境内混上荷兰开往法国的国际列车,而他本人是摩洛哥裔,曾长期住在西班牙,又拥有比利时国籍……而欧盟各国边界虽消失,治安、警察等安保领域却仍然各自为政,结果自然是“以有定之警,御无定之寇”,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欧洲各国普遍存在对“异文化”移民的“消化不良”。由于历史原因,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都存在着自殖民时代、尤其殖民时代解体以来形成的、规模庞大的“异文化”移民社区,而德国、北欧诸国等原本在海外没有或较少有殖民遗产的国家,又因为另一些原因同样形成了类似社区(包括“难民接纳大户”问题和德国等的土耳其裔问题等),这些移民原本就和当地在文化、宗教、生活习惯、道德准则等方面差异明显,且经济条件差、文化和语言能力低下,职场竞争能力弱,一方面被社会边缘化,另一方面却自相抱团,形成半封闭性质的“边缘化社会”。上世纪60-80年代西欧各国制造业和低阶服务业发达,为这些移民提供了较多就业机会,矛盾尚不突出,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起欧洲进入所谓“第三次浪潮”、“第四次浪潮”阶段,制造业和低阶服务业或倒闭,或转型,大量蓝领职位流失,这对“异文化”移民社区的影响可谓致命性的,就业机会的减少、希望和前途的丧失,令不少这类移民社区成为“空洞化社区”,被本地“遗忘”,却被国际原教旨“填补空白”。

这些原教旨思潮通过在移民社区建设清真寺、经文学校,派遣外籍阿訇“铺点”,借助其背后的国际雄厚资金“补血拉网”,百无聊赖、生活丧失希望的“边缘化”移民从清真寺-经文学校不仅能满足社交需求和获得精神慰藉,更可获得财政福利补贴和各种实际帮助等现实好处,而代价不过是“遵从训条”而已。客观说,原教旨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恐怖主义,但这样的一个网络却很容易被国际恐怖势力所寄生和利用,借机对欧洲“异文化”移民社区的失业青年们洗脑,获得兵源、经费的补充和策划跨国“行动”、运输资金装备和物资的便利。

不仅如此,由于二战后欧洲政治生活中出现诸多不能启齿的“政治正确禁区”,一些显而易见的公共安全隐患被长期忽视,或即便重视也无济于事。如巴黎“93省”一直被视作“治安毒瘤”,但萨科齐的发狠整顿却饱受欧洲舆论责难;莫伦瑞克区在此次事发后被当地居民称作“遭警察遗忘31年的社会治安死角”,事实上去年“11.13”后已被多次“锁定”,但行动却总是瞻前顾后,惟恐得咎。

为了使欧洲一体化的便利最大化,欧洲的快速交通系统普遍简化了安保措施,更与沿线各大城市的市区或城际捷运系统无缝对接,后者的安保措施同样聊胜于无,如此一来不仅便于恐怖分子针对这些人口稠密、交通频繁的节点发动袭击,也便于他们快速“转场”奔袭、脱逃。

更麻烦的是,由于“政治正确顾虑”和欧盟行政效率的低下,许多问题始终不能被正视,或总是被百般掣肘。如早在“3.11”后欧盟各国就开始讨论加强捷运系统安保问题,但至今只有少数国家实施,而重设欧盟“内边界”的提法则更可能触犯“政治正确”的大忌。

欧盟各国并非没有可能提高安全防范系数和反恐效率——前提是必须直面并大胆触及某些至今仍不愿直面的“禁区”。

(陶短房,旅加学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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