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条新闻很有趣。
曾经在中学时被无数次折磨的《半月谈》，最近在中西部的几个县搞了一次调研。他们发现，某个县一年内就有10名局长、副局长“主动请缨”，表示要从实职岗位上调任，改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虚职”。县委书记一听愣了，觉得一下子这么多人政治影响不好，最后放话说“谁改任就审计谁”，事情才不了了之。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从来听说别人挤破头想往上升，像这样“高风亮节”的行为还真是不多见呢。正如此次调研指出的那样，其背后，是一些基层官员心态的变化。毕竟，不想当科员的局长不是好的审计对象，不想当局长的科员也不是好干部。
获得感
为什么会主动要求从实职岗位调往虚职？
《半月谈》写道，过去，这些情况很少见，而且理由多是健康、家庭等客观因素；而现在，这一现象明显增多，而且“压力大”“工作枯燥”等主观原因成了托词和理由，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一些干部的心态。
官员也是人，不能用圣贤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他们也面临养家糊口、工作压力、升迁困难、人情礼往等日常事务和寻常烦恼。
在岛叔看来，和所有的职业一样，官员们的职业“获得感”，很多时候也可以用类似“性价比”这样的指标衡量。其公式，大约就是“工作付出”和“工作回报”相除——
在“工作付出”中，可能包含经常加班、上级压力、社会压力、问责风险、牺牲家庭和身体去应酬等；
而在“工作回报”中，则可以分为“固定回报”和“预期回报”，固定回报包括旱涝保收的稳定薪酬、大多数时候优于体制外的社保机制、较高的社会地位，“预期回报”则包含晋升的可能性、晋升带来的权力扩大，在以前甚至包括预期的灰色收入等。
分子分母中的变量总是在变化。比如，在“工作付出”中，现在可能压力和风险均加大了，包括反腐和制度收紧之后的条件更加苛刻，以及信息时代无时不刻可能被舆论聚焦的风险加大，党内规章条例对问责、干部调整和考核的标准更加严格；而在“工作回报”中，现在不仅灰色收入一项被遏制，权力寻租的空间也在收窄。
换句话说，如果仅以以上公式计算，在工作付出不变的情况下，“回报”可能的确下降了。两相权衡，干嘛要担风险去做一项回报不那么高的工作？
数据
这篇报道也确实点到了这个问题。
比如，“工作压力大是因为这些干部在八项规定前习惯了花钱跑项目、重金奖励招商等非常规工作模式；项规定出台以后，特别是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实施，一些干部突然不习惯，不会工作了”；“过去县里招商引资，根据引进企业投资额大小，会给招商者一定的奖金激励，现在这些都不合规了。”一位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县长向记者抱怨，虽然现在还有工作经费，可以请老板吃饭，但是唱歌、洗脚之类的肯定不行了，“感觉工作越来越难做”。
除了“工作压力大”，还有希望“安全着陆”的意思。一位乡长就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新风险是少了，但老风险却不少，以前或多或少有违规操作的地方，他们始终担心问题暴露，“再加上一些人年龄可能到了50岁左右，向上的空间不大了，’实改虚’是深思熟虑之举”。
2014年，《人民论坛》做了一份有3400多名官员参与的调查。其结果显示，51.35%的人认为与以前相比压力“大了很多,不敢去高档场所吃喝娱乐了”；38.77%的人认为压力“大了一些,各种应酬、灰色收入等更谨慎了”,两项相加的比例超过90%；而在福利待遇偏低的情况下会否选择“下海”，则有超过32%的干部认为“可能性较大”或者“完全有可能”。至于“会不会抱怨”？58.66%的干部认为，半数以上的官员都会有所抱怨。
在《人民论坛》的另一份调查中，被问到“最郁闷什么”的时候，“公务员工资收入较低”以 66.8%列第一,“形式考核疲于应付力不殆”以 53.3%列第二,“制度缺乏弹性晋升难”以47.3%列前三。 在晋升的“天花板”中，就有研究表明，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的升迁比例仅为4.4%,从县处级升迁为厅局级的比例更是低至1%。
变量虽多，但对于普通的官员来说，占比最大的应该是如下三项：收入福利、晋升渠道、权力空间。在收入偏低且福利被砍、晋升渠道又受阻、同时面临廉政风险的情况下，“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的懒政、不作为心态就会出现。
转型
政府转型，归根结底是官员的转型。
如侠客岛此前推荐的郑永年文章所言，在中国，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边界不清，造成了社会领域空间的不足和收缩、政治经济过分扩张的局面。
而回望历史，无论是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还是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政府的职能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与经济的混合，社会生产过程、以及初次和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均参与其中。与此同时，官员的工作回报与工作投入并不直接挂钩。有研究者就指出，“政府提供公共行为 , 对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有很强的制度限制, 而政府官员一旦突破了制度限制 , 就会取得巨大的个人利益盈利空间”。
换句话说，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官员，一方面是“经济参与人”，在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的机制下具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同时，另一方面他们是“政治参与人”，高度关注政治利益，而在这种政治竞争中，地方经济的发展绩效、财税和利润等又是极为重要的权重。在此意义上，官员的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
正是因此，才产生了许多具备“特色”的发展模式：招商引资中官员与商人的勾肩搭背、城市建设中的权力插手、产业发展中的权力寻租、官员晋升中的抱大腿拜选票，等等。在分析仇和的落马时，侠客岛曾经把这种模式称为改革的“绿林时代”——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那是一种草莽式、个人式、充满了丛林法则的人治和胆量的模式，而非规则、法治、民本至上的模式，是“货币原则在社会上过度的畅通无阻”。
不可否认，这样的模式带来了原始的积累和高速的发展，甚至“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因为其奉行的，实际上就是“利益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利益主义对社会心态的扭曲和对边界的模糊。
也就是说，其实，无论是现在的不作为、官员心态的变化，还是过去的贪腐、或者不正常的激励，实际都反映出，当下中国官员“职业化”的进程还远没有完成。“官僚”、“公务员”、“党员干部”的话语混用，实际上也反映出对每一个词语的要求都不明确的现实。
什么是“职业”？就是权责对等、有一定专业水准要求、考评和激励机制科学完善、过程透明、回报合理、有职业伦理道德、晋升渠道明确。缺失了其中任何一环、而在其他环节做太多要求，其实都是不够现代的做法。
文／明日绫波
编／公子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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