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
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可是牌上的字码几经擦改，看不清楚了。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
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灰色制服的管事员。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没有定座。可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牌呢。他要去查对簿子。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在传送带的横侧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杨绛《孟婆茶》，1983年10月）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恐怕依然是没有座位的杨绛先生坐上了这趟露天火车，从她的“人生边上”驶了出去。
我在国外刷着微信朋友圈，跟身边的朋友解释说，今天凌晨，一位中国的女学者、作家、翻译家逝世了。
那她一定是一位很重要的知识分子？是，当然是，但好像不止如此。有一瞬间，我在想，文人、学人、文化人、知识分子，这些称谓在杨绛身上是有冲撞的。
她活了105岁，长得不止一个时代。
这样啊，那她一定是一位智者？也许吧，但她一生的愿望是，保其天真。
回忆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被她《我们仨》里让人揪心的梦刺痛过，也为她在“人生边上”的和盘托出而感动，但知道杨绛逝世的消息时，最先想到的却是她的一篇短文《记比邻双鹊》，是在她卧室窗前的一棵柏树上筑巢的一对喜鹊的故事。它们搭枝筑巢，抱蛋生子，喜迎亲友来贺，没过多久却罹遭风雨，幼鹊丧命，最终旧巢拆尽，了无痕迹。她一笔一划地记下它们的生活，可是读的人总是要想到她。
自1997年早春，女儿钱瑗去世，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之后，杨绛就在为“我们仨”打扫着“战场”。她决意要用手中的笔将那旧巢拆尽，使之了无痕迹。有时候甚至“拆”得倔强——事隔30多年，她为自己的小说《洗澡》写了《洗澡之后》，因她“嫌恶”主人公姚宓和许彦成之间纯洁的友情被人糟蹋，所以自己动手，把故事结束得“敲钉转角”，“我把故事结束了，谁也别想再写什么续集了”。
谁敢给这样的人生写续集？“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走的路上，杨绛说，这辆露天火车会途径“孟婆店”：喝茶不勉强，楼上楼下也随便挑。楼下茶座只供清茶，苦些，而且“只管忘记，不管化”；楼上牛奶红茶、柠檬红茶、薄荷凉茶、玫瑰茄凉茶，应有尽有，喝得消遣，若是对过去一生有什么意见、问题、要求、建议，还可以在楼上向各负责部门提出来，一一登记。
我猜，她应该是去了楼下，因为她自己已经“化”了这一生的记忆。
真假
留下我们，靠着所谓“最才的女，最美的妻”、杨绛百岁感言、世间再无“我们仨”的回忆取暖。因为以讹传讹得太多，这些火苗本身已真真假假、明明灭灭了。以至于有人愤怒和不满：为什么又是鸡汤、蜡烛、祈祷、一路走好？杨绛已经说了，你们想得太多而书读得太少！然后，这些愤怒和不满又取代了百岁感言，刷满了朋友圈。钱钟书说过，“有名气不过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而今看来，有名气不过是多些没说过的话。
拼凑也好，假托也罢，每一场热闹的背后都是因为稀缺。杨绛说：“我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净说些老话。”遗憾的是，说老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们饥渴地在为自己创造些老话和老人。在杨绛身上，在莫衷一是的文人、学人、文化人、知识分子的身份背后，可能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却又在经受某种失落的“读书人”的模样。
终其一生，杨绛和钱钟书都只想做个读书人，上承传统，旁汲西洋，“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两人在研究之余，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不过是“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的随遇而作罢了。只是时事几多跌宕，他们不得不在一个世纪的历史拉锯中为放稳一张书桌而努力。杨绛说她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只是未曾想到，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竟成了我们时代的稀缺。读书人的天真模样，竟成了今天满屏蜡烛要祭奠的东西。
“它认识到什么是真实而神圣的，就单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粮食”，这是杨绛翻译柏拉图《斐多》中的一句。钱钟书去世之后，她靠着翻译《斐多》，靠着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和他同门徒对生死问题的侃侃讨论，来汲取一种高贵的鼓励。“粮食”一词，我看到之后，再没忘记。我们不挑食已经很久了，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
文／令狐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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