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香港公民党成员曾健超因2014年“占中”期间袭击警员及拒捕被法院判囚5周。
近几年来，香港的街头抗议日渐脱序。从冲击立法会、辱骂驱赶游客、街头袭警、瘫痪交通，一直到大年夜旺角暴乱，暴力指数节节升高。当民粹假民主之名而行，法治该扮演什么角色，值得每个社会深思。
在侠客岛看来，这次的判决有着指标性的意义——因为人们都在看，违法“占中”者应有什么下场。
依据
2014年10月15日凌晨，香港警方依法清除违法“占中”者设置的路障，试图恢复连贯香港岛东西的干道——龙和道时，遭到示威者抵制、纠缠、推撞。
当时，曾健超在龙和道花槽向警员淋泼有异味的不明液体，之后拒捕。去年10月，香港警方落案起诉。今年5月26日，曾健超被裁定一项袭警、两项拒捕罪名成立。
5月30日，香港特区九龙城法院判定，被告当日向警员淋泼有异味液体，是对警方的挑衅、侮辱。被告罪行绝非轻微，并无显示悔意，法庭有责任保护执勤警员，判处被告监禁是唯一选择。
裁判官判被告袭警罪囚5周，其余两项拒捕罪各判囚3周，同期执行。但由于刑期短，批准被告保释，等候上诉。
曾健超被称为公民党的“长毛”，是个暴力抗议惯犯。2010年1月高铁拨款一役，他戴着头巾指挥示威者冲击铁马。在“反国教运动”中，他是冲在前面的“烂头卒”。香港《文汇报》的评论文章说，曾健超的流氓暴徒行径，令公民党年轻成员“丐帮化”、“蒙面化”。
现场目击者指出，在“占中”袭警案中，戴口罩的曾健超涉嫌向警务人员挥拳，站在天桥高处向桥下的11名警务人员泼淋液体，液体带有异味，疑为粪水或尿液。
执法
事实上，特区政府该对“占中”者该如何执法，香港社会一直存在争议。
“占中”初期，警方动用了橡皮子弹和胡椒水，被反对派和部分媒体冠上“暴力执法”、“暴政”、“官逼民反”等大帽，事后看，这类似是而非的言论的确让特区政府有点缚手缚脚。曾健超为自己辩护时，也不忘倒打一耙，投诉警方打人。
法庭就此指出，曾健超袭警又拒捕，大批警察喝止不果，才不得不将他制服。警察克制执法，绝非曾健超和反对派诬指的“警方滥用武力”。
事实上，“占中”并未取得特区政府许可，肆意堵塞交通要道，本身就是大规模违法行为；而袭警更是罪上加罪。从法治的角度来说，不管犯事者嘴里喊的是“民主”还是“同性恋合法”，不管对社会有何不满，都不该以违法方式表达。而只要是违法，警察就该管。
在被反对派视为民主标杆的美国，警察执法远比香港严厉。面对警察喝问，“举起手来”是唯一选择，如果敢不配合，或一糊涂做出伸手往衣内掏东西的动作，很可能会被当场击毙。
而在除了新加坡以外的华人新兴民主地区，政府和警方面对所谓“民主游行”的犯法行为，往往显得底气不足。比如在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学生闯进“立法院”，在里面打砸吃喝了一星期，警方竟不敢动他们一个手指。而刚刚上台的民进党当局，前两天已经对冲进“行政院”的学生撤告，理由是，这是“政治事件”而非法律事件。
很明显，如果法律被“政治正确”所裹挟，必然尊严尽失。香港警方在面对“占中”时，勤奋尽责而小心克制，跟美国警察比起来，绝对可称得上如保姆般温柔。但是，并非人人都懂欣赏温柔。今年大年初一，旺角发生了香港回归以来首次暴乱，300多暴徒戴口罩拿自制盾牌，用砖头和玻璃瓶围攻警察，导致130余人受伤（包括90多名警察在内）。
成本
看上去，香港的暴力示威者“泯不畏死”，一副“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样子。但事实上，这些人多是些受雇于人的流氓混混。他们在实施暴行时，喜欢戴面具、口罩，状如恐怖分子，显然是自知犯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比如，2011年9月，社民连、“人民力量”一帮暴徒暴力冲击填补立法会议席空缺方案论坛，他们戴着V煞面具、着罩袍，捣毁会场内物品，向保安行凶叉颈；“占中”期间，一批戴口罩蒙面示威者，以铁马及石砖等撞烂立法会大楼玻璃，一度冲入大楼，致使多名警察受伤。
戴面具，是为了降低违法成本。而在香港，暴力行径的违法成本这些年大有越降越低之势。“占中”、旺角暴乱中被捕的人，多数会得到反对派的法律援助。“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3月份受审时，甚至还得到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声援，他们声称，黄之锋是“香港未来的最佳希望”。
在这一点上，岛叔之前就引述过一位香港议员的话：“过往有人做出激进行为之后，社会没有太多的批评，甚至有政党为他们找理由去辩解。而有时即使被捕，或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由于有法律支援，令他们认为做事没有代价，觉得很威风和自豪，情况令人担心”。
坦白说，“占中”从本质上，就是一场外国势力策划的港版颜色革命。黄之锋恐怕不是香港的希望，而是外国颠覆香港、牵制中国的希望。
很显然，美国往全世界输送“民主”概念，却偷工减料，从不同时附送“法治”。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因为美国强行植入的半吊子民主而变成今天的一团乱麻，大家都看到了。这些国家原本就没有法治基础，根本不适合搞西方民主。
没有法治的民主，只会是灾难。“占中”伤害香港的法治，背后是“民主高于一切”的民粹思潮。这种思想以“普世价值”自我标榜，具有极大欺骗性。如果香港社会因为追求民主而忽略了法治，就不啻是买椟还珠甚至是自残自伤。
“占中”之后，香港一直有质疑法院轻判的声音。“占中”期间，警方拘捕了近千人，但截至去年12月，被定罪的只有74人。
因此，此次公民党代表人物被判型5周，有一定示范意义。《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判刑结果大杀近年激进反对派动辄“与警为敌”的“威风”，更彰显了特区司法机关维护法治的决心和勇气。
并进
金庸小说里，少林寺的扫地僧说过，“武功”和“佛法”必须齐头并进。武功越高，佛法也需越深，才能化解戾气，防止走火入魔。民主和法治，大致也是这个关系。没有法治作根基，一味狂飙的民主就会变成暴民做主和愚民做主。
曾经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宣布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福山，如今把“强政府”的重要性放到了“法治”和“民主”的前面。
从人文的角度、人类寻求“承认”和“尊严”的角度，民主确实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但从现实的角度，从实际效果看，滥用、乱用民主就跟乱吃药一样危险。“越民主越好”的观念，更是错到不值一驳，因为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那么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应该是索马里——在那里，政府小到几乎不存在。
究竟什么样的国家和地区适用西方的民主制，是另一个大哉问，与本文无关。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目前运行民主制较为成功的国家，几乎都是先有较好的法治基础，才能逐步发展出成熟的民主。
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只给自由和法治，却不给民主。直到最后的15年，知道香港回归已成定局，才突然填鸭式地猛灌民主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跑到了英国前面，而英国自己的制度，是用了400多年才循序渐进发展起来的。“我走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其用心如何，不言而喻。
香港部分人不懂民主，认定最激进的“公民提名”就是世界最好的方法，并且为了追求他们所谓的“民主”，不惜伤害法治基石，令人扼腕。以此观之，香港政制改革被“占中”势力断送，某种意义上也是塞翁失马。先把地基打牢固再去盖大厦，显然比较合理。
文／黑白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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