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哥说】
6月12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整版刊发专题“拨开‘中等收入陷阱’的迷雾”。其中，社科院社保问题专家郑秉文撰写的一篇文章，被改题为《中国2024年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更是取得了广泛的传播。那么，“高收入国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对我们普通百姓又意味着什么？解码室又热烈地讨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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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姐：“高收入国家”，听起来似乎还有点小兴奋呢！解码哥，这是说我们都变成“高富帅”“白富美”了吗？
解码哥：且慢，要理解“高收入国家”，首先要知道“中等收入陷阱”的由来。
据一般理解，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先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当时，世行研究了世界101个人均收入处于中等阶段（大约3000-1万美元）的国家，发现其中只有13个成功跨越这一阶段，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这其中，主要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以及欧洲的爱尔兰、葡萄牙等今天所说的“欧猪国家”。而一度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的拉美国家，却全部“沦陷”，“困”在1万美元以下，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因此，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世行主要根据东亚、拉美等国发展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一个概念。而“高收入国家”则主要是指超越了这一“陷阱”，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国家。
码姐：既然这样，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解码哥：这应该是一个包含了人均GDP、社会发展、政府管理等方面在内的综合指标。
当初，世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提出了10个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率下降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横行、过度城镇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不足等。因此，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判断标准也不应只是人均GDP一项。
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巴西、哥伦比亚等国，人均GDP一度短时间内超过了1万美元，但未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增长，仍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码妹：我还是比较关心，咱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么？
解码哥：我们对此抱有信心。世界银行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有6.1%的增长，经济学家陈凤英计算，如果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在“十三五”结束的2020年，中国人均GDP就会达到12542美元，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
另一方面，陈凤英认为，相比于舶来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中国政府此前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如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的GDP增长、农村人口脱贫、环境改善等目标能顺利实现，中国就肯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考察当初处于“中等收入”门槛的国家，拉美等国虽然人均收入较高，但经济比较单一，区域内没有先进国家的引领，未发展出一套成功的“跨越”模式。相比之下，包括日本和“四小龙”在内的东亚国家，在“雁行发展”下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出口为导向的成功道路，并形成了阶梯式发展的走势。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东亚模式”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一个范例。目前，随着“雁行发展”进一步向东南亚、南亚地区扩散，亚洲经济正在获得新的活力。无论从增长模式，还是所处区域的特点、潜力来看，中国经济的未来，都不应该是“拉美化”，而更应该是“东亚化”。
码姐：如果是这样，中国在2020年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对于我们老百姓又意味着什么呢？
解码哥：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我们的增长速度会减慢下来，随着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会逐步降低，中国人在“脱贫”阶段对金钱的渴望也会相应下降。此外，中国社会发展和治理情况也会发生一系列新变化。
其实，2015年，中国已经有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辽宁、内蒙古、天津、上海、北京这10个省市人均GDP跨越了1万美元，为全国其他省市展现了某种前景。
除个别资源型地区外，在这些省市，政府有了更多的财政收入，民众基本上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
在经济富足的同时，政府财政增长，社会发展指数持续改善：工业的发展，使农民工实现“不出省打工”；村村通工程提高了农村生活水平，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医疗等社会保险基本覆盖，降低了民众对未来风险的不安全感。
与此同时，政府管理水平也开始跟上。随着公民素质的提高，社会转型引发的“寻租”、腐败等社会管理不善现象得到更多制约，政府服务意识明显提升。而这，也正是日本、四小龙等“后发型”工业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
（文/王少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为本文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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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栾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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