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按】
上周末，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召开了一场名为“当代世界的秩序与治理”的国际研讨会。岛叔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不少有启发的发言。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会上郑永年教授的一篇演讲，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因为是口语化的演讲，倒是轻松晓畅。
以下是发言实录，略有字句更改。本文不代表侠客岛观点，仅供学术讨论参考。
我想谈谈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意识形态，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各方面的革命，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最近，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左派、提倡全球化的右派、以及反全球化的各种意识形态，在实际的生活中到处可见。
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现在越来越不重要了。但意识形态一直影响着我们实际的生活。我今天就先讲几点一般的意识形态的观察，再讲讲中国的意识形态跟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
关系
第一，从经验来看，如果把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比较，我觉得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发达国家深刻。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行为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在发达国家这种影响会比较浅、不是那么深刻。
这其中首要的原因，是政治跟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要少一些，尤其是英美国家。当然，日本、德国可能政府对企业的经济的干预会深一点。不管怎么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远远大于发达国家。
其次，发达国家法治比较发达，法治建设比较好，这意味着政府跟企业之间有一个边界，政府不能随意去干预经济生活。
第三，发达国家经济领域企业自治程度比较高，企业界有能力抵制国家的干预，发展中国家这种国家干预的能力就比较高，企业抵制政府干预的能力比较低，所以它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也不简单是一个好坏的问题。意识形态是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行为产生正面的影响的，比如中国，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同样的作用也发生在“亚洲四小龙”身上。另一个例子是拉丁美洲，意识形态对经济影响也是很大的，一会儿搞左派民粹主义，一会儿是右派民粹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的福利主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都会或多或少对经济产生影响。
意识形态还有一种道德性的含义。在发展中，我们往往观察到，有一些政治人物，即使政策失败了，还是可以用意识形态为他辩护，所以在某种方面，我觉得意识形态是失败者的有效的武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就是意识形态论证的不合理的经济政策。
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在需要思考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中国实际上走过的两种意识形态。毛泽东的时代，意识形态高于一切、政治高于一切，尤其表现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就是是意识形态主导了一切，最后导致了很多的问题。毛泽东早期，1949年到文革以前，尤其是大跃进以前，还是做了很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后来慢慢就激进化，导致了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曲解了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贫穷社会主义，贫穷社会主义是不能搞的。
邓小平掌权以后，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型，当然他的做法是，好多意识形态我们说不清楚，不要去说，直接去做的就行了。但是实际上也有一种意识形态——198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开始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个初级阶段理论，就是为了论证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邓小平后来提出，市场经济都是工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用。
现在也是出了一些问题，觉得发展高于一切，其他方面好像不重要了。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像其他国家一样，因为80年代开始，正好是中国全球化的开始，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入，很难理解世界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是配合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不仅有环保的问题，还有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收入差异、社会分化都出来了。
因此，十八大以后就有了大的转型。以前，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的前30年跟后30年之间似乎有一种鸿沟，因为中国的左右派一争论就说，改革开放前后30年，好像把它对立起来。但我觉得，无论是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互相的取消、互相否定。
但问题是，未来呢？
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并不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搞阶级斗争或者搞分配，也并不是说邓小平的意识形态不用变了，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我是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也要发展，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能超越毛泽东跟邓小平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说简单的把两种加起来，或者重新选择另外一种，这都是不正确的方法。
中国最好的智慧就是要辩，以前的激进主义走不下去，现在需要的是在经济发展跟社会公平兼顾的意识形态往下发展。我来这里之前，新加坡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社会主义，我们需要一种开拓的精神。现在的中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已经是一种事实，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作为执政党，怎么来管理那么多的意识形态？
从这个方面来说，还是要回到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对待不同的社会利益、不同的社会思潮、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执政党，要各方面都兼顾。
我一直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本上经济学家治国，把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商品化、货币化了，你看看医疗、教育，公共住房，中国是最具有商业化的，资本化的，其他国家就不一样。我觉得社会主义还是很有效的，但是新的时代怎么样界定我们的社会主义，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考验中国领导人一个重要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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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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