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看上去很美,为何很难照搬到中国?

2016-09-09 06:57:10来源:海外网
字号:
摘要:福利赶超虽然是归宿,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赶超作为可持续的支持手段,则无法最终达成所追求的福利目标。

640.webp (8).jpg

【侠客岛按】

G20开完了,相信大家对当前的世界局势和中国发展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在侠客岛看来,在当今世界低迷的经济和复杂的政治文化局势下,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那么,当下的中国又怎么样呢?今天推荐的这篇文章,作者是原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文章中间写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中国的产业发展方向,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在制度上如何创新等;而这些问题其实具有普遍性,因为它是后发国家在模仿、追赶之后如何保持、创新的根本问题。对一个行业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文章摘自贾康、苏京春新著《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已经授权侠客岛刊发。

————————————

赶超战略下的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从后发优势相关理论脉络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学界对后来者通过技术的模仿、学习、追赶、转移和创新等方式而获得的积极影响,是具有基本共识的。

然而,在此前提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多种方式引进的先进技术在与后来者经济发展阶段中各行业对接之时,与其行业发展规模之间往往存在不相匹配的矛盾。

匹配

由于行业发展成熟度和规模效应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先行者最尖端的先进技术常常不能为后来者所用。也就是说,虽然后来者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学习到最尖端的先进技术,实现“蛙跳”或者是技术转移、模仿,但是行业规模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加之与此领域相关层面可能出现的科研断层、优化难题以及人才储备不足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可能使舶来的先进技术无用武之地。

例如,以我国为例,在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重心逐渐向第三产业倾斜,而未来居第三产业主导位置的现代物流业势必成为发展的核心,然而就目前来看,虽然近年来前后有主要运营B2C(Business to Customer,从商户到顾客的商业模式)的京东和淘宝等集团公司开始转而重视物流行业,但即使将目前人们引以为豪的、已开始向海外拓展业务的顺丰快递纳入考虑,我国物流业仍然是以基础运输为主,而与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多种功能通过运筹和系统工程耦合在一起的国际先进物流管理体系相比,还相距甚远。如日本“7-Eleven”连锁便利店这样看似微型实体而实际通过一流物流系统成功实现零售业庞大连锁发展的零售商,其先进技术和经验与中国目前微型零售业的行业规模发展是不相匹配的,基本无用武之地。

这种矛盾主要会产生两个负面影响:第一,由于存在巨大的差距,创新追求的动力优势往往保留在先行者一方。第二,后来者若尝试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相对滞后的技术来引进,也面临一定的风险。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相对滞后的技术已经被先行者淘汰而无迹可寻;其二,即使学到手,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这种技术在开放的市场上也已无竞争力,后来者将始终处于弱势;其三,市场份额已被先进技术支持下的新兴行业所挤占,后期即使寻求逐步发展,也面临着在垄断(如日本“7-Eleven”在亚洲对便利店零售行业的垄断)中求生存的窘境。

640.webp (9).jpg

福利

居民福利本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但其应是随后进经济体的经济赶超阶段的不断升级而逐步提高的,这就势必导致后来者在赶超先行者的城市化进程中,始终面临福利与增长之间的矛盾,对极易滋生民粹主义情愫的后来者而言,一旦不能够理智地防止吊高胃口而难以为继的不当福利赶超,就很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拉美地区的代表性国家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产生的“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就因其不可持续性而使成长过程半途夭折,把国民经济的赶超拖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拉美福利赶超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劳工保护和社会性支出的盲目扩大:

第一,随着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拉美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民工不断由乡村涌向城市致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而工资不断降低,由此导致收入差距日趋严重。在高失业率风险与发达国家福利体制“榜样效应”的双重作用下,简单照搬“选举”式民主政治,使民粹主义情愫愈发凸显,多种因素促成拉美国家盲目设立高就业保护与高福利保障,成为经济发展终难承受的沉重负担。第二,为迎合民粹主义取向,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将财政支出主要着力于扩大社会性支出,整个拉美地区各个国家1990—2000年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率不断上升,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可高达60%~70%,甚至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盲目扩大赤字来满足社会性支出,从而彻底拖垮了国民经济。

由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导致经济赶超失败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规律,可以纳入“民粹主义宏观经济学”(多恩布什·鲁迪格、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1989)来认识。其逻辑路径大致为四个阶段:宏观政策初战告捷——经济增长遇到瓶颈——经济发展全面短缺——民粹主义政府破产。

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发展后,前一任民粹主义社会基础所支持的政府在种种矛盾激化局面下必然破产倒台,新一任政府出面主持大局,不得不实施正统宏观政策下的稳定计划,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机构的援助,以求继续维持本国经济发展。此时,国内民众实际工资已出现大幅下降,甚至低于民粹主义政府当政之前的水平,并将在很长时期内处于这样的低水平。在民众强烈不满中,各种矛盾被激化并社会化、政治化,混乱局面使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这即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种在民粹主义基础上实施的福利赶超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使拉美一大批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迟迟难以自拔。可知福利赶超虽然是归宿,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赶超作为可持续的支持手段,则无法最终达成所追求的福利目标。

640.webp (10).jpg

制度

发达国家有许多相对先进的制度,但是后来者对先行者的制度进口走到有效制度供给的状态上,实际需经历较长一段历程。

试观中国,且不论已经空转多年但至今仍阻力重重、仅开通两地试点的房地产税,就拿城市化进程中已有大量呼吁的关于发挥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等第三方机构作用的观点来说,这种看似先进、科学、有效的制度,目前想走到我国制度供给层面,还有很多障碍。

一个重要原因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第三方部门”的资金来源大都与遗产和赠与税机制有关,大部分社会财富的绝对拥有者,都由于高额的遗产和赠与税的存在而选择直接成立基金会,或将遗产捐赠给基金会,且在特定文化的影响下,美国大部分富豪都相当尊重该税种对国家、社会、企业与子女未来发展的多重积极因素,反对这种税收的减免或取消。而我国尚难以形成遗产和赠与的税收机制,在此阶段即使对第三方机构相关制度颇为青睐,但因在落实过程中缺乏与实际对接的相关配套制度,使我国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方面,还将迟迟学不来美国模式。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户籍制度已饱受非议,但究其本质,徒感“乱花渐欲迷人眼”,实质问题是户籍制度固化的福利制度确实与城市化发展息息相关又发生抵牾,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使一线城市在可预见的很长时期内还不得不实行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对于全国范围内的福利水平,我国目前最为强调的是首先兜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底,这种思路在发达国家已经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正如迈克尔·希尔所言,“现代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基本上都是首先偏向于最迫切需要得到帮助的贫困人口,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均等化”。

然而,后来者的可得供给往往受到行政区划下公共服务实际供给能力的局限,导致制度供给统筹性弱,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不少领域和中心区域,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有效模仿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制度;相反,先行者的制度体系已经过多年摸索、磨合和动态优化,相对成熟,福利相关制度往往超越行政区划的界线,政府间关系、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也相对科学并具备了可持续性。

(文/贾康、苏京春)

来源:侠客岛

责编:贾兆恒

  • 路过

新闻热图

海外网评

国家频道精选

新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