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这样围观希拉里和特朗普斗嘴

2016-10-11 06:35:09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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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西方民主的迷恋会让中国丧失自我,同样,打倒西方民主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态度,也不是一个开放大国应有的气度。

【侠客岛按】

岛叔的很多朋友都在围观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二轮辩论。上午(也就是美国时间的夜里)的画风还是蛮正经的,大家还在关心谁的表现更胜一筹,但到了下午,突然画风一转,变成了下面这般模样。更多的中国吃瓜群众开心地加入了“虐恋情歌脑补大军”,一场美国选举的辩论,配上KTV歌厅背景,居然毫无违和。来,先听首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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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郎给的诱惑 我唱起了情歌

啊哈~~先平复一下心情,进入正题——

当然了,这是围观美国选举秀的一个娱乐模式。岛叔也发现每逢美国选举,就会有很多人重提“民主”的话题。但无论是神化大洋彼岸的民主,还是批评对方民主虚伪的,都没有找到一个平和的立场来看待人家数百年的民主实践。

岛叔前段时间看了美国学者福山的几本书。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现在的福山多了份历史学者的冷静,他能够把价值判断先撇在一边,细密地梳理人类历史上所有曾经出现过的政治体制,包括民主政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去魅”的概念,同样,对民主,我们也应该学会用冷静科学的态度去剖析。

任何事物一旦被神化,我们都将成为它的俘虏。所以,首先也要为民主“去魅”,对中国来说,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怎样的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迷恋会让中国丧失自我,同样,打倒西方民主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态度,也不是一个开放大国应有的气度。

比如,当我们拼命争论民主好坏的时候,能不能梳理一下民主的发展历史?梳理下西方国家的民主是怎样一步步发展的,又产生了哪些弊端?这些把问题细化、拆解的工作很容易平息一些无畏的争议。岛叔一向认为,很多主义问题,都能还原成技术问题。可惜,现在舆论场最为缺乏的就是这种耐心。一上来就乱扣帽子,大打棍子,只留下一地鸡毛,知识却毫无长进。

今天推荐一篇郑永年教授的文章《不要陷入对泛民主化的盲目崇拜》,文章摘自郑教授的《中国改革路线图》一书,已经郑教授本人和东方出版社授权。


不要陷入对泛民主化的盲目崇拜

从制度的横向面看,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

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观念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进程(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观念,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观念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不能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的,因而也是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的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成为不了(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所能解释。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边界问题。

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John Locke)著有《政府论》,其主题即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基本思想就是,政府必须有个边界,不能集中所有的社会权力。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性的特征。

在很长历史时间里,西方民主只限于有限的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熊彼特(J.A.Schumpeter)给出了西方政治民主经典的定义之一,即民主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有效的民主,和民主的有限边界有关。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民主的范围很有限,即精英民主。在政治领域,只有政治人物是被选举出来的,而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即文官不属于民主范畴。非政治化的、中立的官僚体制是西方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制度保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还非常短。直到最近几十年,西方才开始谈论经济民主、社会参与、工厂民主和社会协商等概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诸多领域的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处于不同的领域,不能把它们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化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中国如果要实现相对高品质的民主,首先就必须给民主划定一个边界。现实地看,很多领域并不适用于民主,或者民主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的。

例如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职称的评审是不需要民主的,公务员的管理和其职绩的评估是不需要民主的,专业主义在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上比民主更为重要。一些人说,中国除了村级基层民主,其他民主大都陷于形式化的危险中。但即使是村级民主,也并没有实现当初开始时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当时人们以为民主(即选出村民委员会)就可以担负起村的治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经过那么多年的实践,村级民主已经高度制度化,但看来光有选举民主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达到村务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具有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其实,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是花样文章。

应当看到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专注于专业主义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就不会有西方民主。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在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必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共识很重要。目标有了,现在重要的就是途径问题。就民主化的途径来说,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经济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很成功,于是也想把此应用到政治民主化领域。但增量民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需要讨论和界定的是什么领域的民主。增量民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可以逐渐增加民主的量,最后促使所有这些领域的民主。有效的增量民主首先必须界定增量民主的领域。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改革的阶段性问题。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不是民主化所能解决的,例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失衡问题。政治改革对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政治改革并不是开放选举那么简单。如果简单地开放选举,那么中国也会像亚洲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不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会出现“低度民主陷阱”。这两个“陷阱”一旦同时进入,那么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很难出现具有实质性的进步。(文/郑永年)

(来源:侠客岛)

责编:王书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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