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黑龙江省肇东市加大了对秸秆焚烧的整治力度,当地甚至出现了村民因为烧秸秆而被拘留的新闻。一位因烧秸秆而被拘留的村民的家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想不明白这个秸秆要是不烧,能怎么办?”这位村民告诉记者,今年秸秆禁烧的力度明显大于往年,路边挂了宣传条幅,派出所也总有人下来,乡镇干部更是挨家挨户通知,街上“大喇叭”也天天在喊。(11月24日《工人日报》)
秸秆焚烧之害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最严重的大气污染之外,还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之外,还会引发火灾带来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等。当前环境压力不断传导,治理雾霾已成为一项刚性的政治任务,各地都对焚烧秸秆的行为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不但对负有引导、教育和监管之责的各级地方官员采取了“一票否决”的严厉政策,对违法擅自焚烧的农民也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尽管如此,偷偷焚烧的行为依然屡禁不止,在一些地方呈现出高发态势,“猫和老鼠的游戏”始终不断上演。究其原因,除了“法不责众”的群体心态作祟,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秸秆的焚烧成为秸秆处理的一种经济、实惠的选项之后,行为当事人就不会为保护环境付出代价。当私利与公利出现冲突之后,公共政策就应当正面回答“不烧怎么办”的公众之问。
社会治理讲求疏堵结合,采取拘留等高压方式表面上看是堵了“暗渠”,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开明道”替百姓的切身利益做打算。如果没有更优的选项、更简便的途径,焚烧的冲动就始终难以得到遏制。
从成本上看,农民回收和处理秸秆已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即便一些地方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依然属于杯水车薪,难以满足农民实际的成本支出。比如有农民曾经算账,花同样的钱,请人摘玉米容易,可请不来人收割秸秆。从企业的角度看,众多回收企业反映,由于回收的成本太高,企业要么亏损要么难以盈利,几乎看不到出路所在。当这种情况形成传导效应,秸秆的回收利用之路走不通,“一烧了之”就成为农民的无奈之选。
秸秆“不烧怎么办”,国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答案。秸秆在美国的用途很广,可用作饲料、手工制品等,有的地方还用来盖房,将整捆的秸秆高强度挤压后填充新房的墙壁。日本处理秸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混入土中当作肥料以及作为粗饲料喂养家畜。在国内,秸秆的处理也有多种方式,包括秸秆发电、压块作燃料、秸秆气化、食用菌栽培、秸秆饲料等,但实际操作中普遍存在综合利用率低、成本高等问题。在《工人日报》的报道中,就提到黑龙江省在秸秆利用方面存在秸秆利用企业过少,技术不配套,收储运输服务体系不完善,秸秆市场零散收购,缺乏统一管理等问题。
想要突破现实瓶颈,还需要发挥政策杠杆的作用。比如推行提高回收利用率的补贴政策,用公共政财的支付为环保“埋单”。一方面,在源头上,建立秸秆农业补贴,增加农民秸秆还田的积极。吉林已经试点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作业补贴,对秸秆还田覆盖免耕播种和高留根茬还田免耕播种,每公顷补贴375元。
另一方面,扶持一批秸秆回收处理的企业,建立专项经费补贴,鼓励相关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和科技创新,用秸秆生产新型的能源或者化工原料等,让秸秆实现高投入和高回收。比如,近几年河南省围绕秸秆机械粉碎还田和秸秆收储清运,不断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有效扩大了秸秆肥料化利用的规模和质量,目前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预计超过87%,有效“变废为宝”,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与此同时,2016年秋季,河南省秸秆焚烧火点数也大幅下降,同比火点数锐减95.5%,为大气环境治理“减负”。
只要让秸秆的回收和处理“有利可图”,秸秆“不烧怎么办”才不会成为无解之问。
责编：栾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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