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被传“失踪”、其实是被放进仓库“遮风避雨”的新加坡装甲车又出来“抢头条”了。
1月9日，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透出话风，该国总理李显龙已经致函香港特首梁振英，要求香港归还去年11月扣押的9辆新加坡装甲车。解码哥看到新闻，才想起，嗯，好像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原来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看来新加坡也是急了，当初新加坡政府官员可是一直表示要低调解决、避免“扩音器外交”的啊！
在国会回答5名国会议员的问询时，黄永宏还强调了新加坡的“法律立场”：被扣装甲车是新加坡政府财产，享有“国家主权豁免权”保护，尽管是由商船运输，也不能被其他国家扣押或没收。他还特意“指出”，这项原则是根据国际法确立，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所规定。新加坡《联合早报》9日也称，国家资产享有主权豁免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资产不应遭另一国扣押或充公，因为各国都是平等独立的，一个国家不受另一国管辖。这个国际法原则受多个国家和地区法庭承认，包括新加坡、香港和英国。言下之意，作为与新加坡有着类似英国法律传统的香港不应忘记这一点。
新加坡是前英属殖民地，对自己从前宗主国那继承的“法治”传统尤其骄傲，其“国父”李光耀就是剑桥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因此，新加坡喜欢拿法律来说事儿并不奇怪。只是，这次他们的说法却未必站得住脚。
解码哥去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国家主权豁免权”，从司法上说，指的是不得对一个国家起诉或对其财产加以扣押或执行。这项实践的法律根据是主权原则，即不存在高于主权国家的权力实体，一国不能接受另一国家的统治。也有人认为，由于国家的尊严或者出于礼让的考虑，一国不应对另一国行使管辖。
不过，这项权利的行使，实际上是存在着历史的变迁的。西方国家从19世纪初起，通过其司法实践和国内立法,逐渐系统地形成相互给予管辖豁免的惯例。最初，豁免权给予外国的元首，因为他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也给予外国的外交代表和军舰，因为他（它）们执行国家的任务。这种惯例到了19世纪后期已很普遍。后来由于国家参与通常属于私人经营范围的事业逐渐增多，欧洲大陆上有些国家开始实行限制，只对国家的公法上行为（或称主权行为或统治权行为）给予豁免，而对国家的私法上行为（或称事务管理权行为）则拒绝给予豁免。
因此，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了以下两种不同的倾向：绝对主义倾向和限制主义倾向。前者即不问国家从事的是公法上行为还是私法上行为，除非该国放弃豁免，都给予豁免，称绝对豁免。英国是这一倾向的典型。英国国际法权威L.F.L.奥本海断言对一个外国国家不得起诉。但是后来英国有些法官和学者不再坚持绝对主义。1972年，英国成为《欧洲国家豁免公约》的缔约国，并于1978年颁布了自己的《国家豁免法》，明确地不再采用绝对主义。
作为当今比较先进的海洋强国，美国早年的实践也倾向于绝对主义。19世纪初期，法官J.马歇尔在“交易号帆船”案的批决中提出“一个君主不受另一个君主管束”的说法。但后来美国法院逐渐倾向于限制豁免。美国对于一个外国是否享有管辖豁免问题，有一段时期决定于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的书面意见，一般认为不宜一律给予管辖豁免，但扣押外国政府财产的做法必须避免。
由此可以看出，在国际法的变迁中，所谓的“国家主权豁免权”也不是绝对的，而且要受到国家间外交状况的影响，正像美国所做的那样。
事实上，解码哥认为，对于国际法的规定，不应当孤立地来看，或是仅仅选取有利于自己的条文。国际法规定的“国家主权豁免权”，体现的是一种国家之间互相友好、礼让的关系，其前提是两国不存在侵害对方核心利益的行为。
目前已经很清楚，新加坡运送的装甲车，是为新加坡在台湾训练军队的“星光计划”服务。在这种军事合作中，新加坡军队得到了训练，目前号称“东盟第二大军事强国”，台湾也从中获得了来自欧洲的一些武器。不过，考虑到当前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前段时间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充当美国的反华“急先锋”，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损害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换句话说，所谓“国家主权豁免权”的前提已经发生了动摇。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来提“国家主权豁免”，新加坡不是心有点大，就是不免有揣着明白装糊涂之嫌了。（执笔/海外网评论员 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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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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