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精英把民族主义深藏心底

2017-02-16 09:12:35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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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久前的APA酒店事件,引发日本国内外媒体不少议论。有人担心“日本民族主义再次崛起”,也有人担心,排外的民族主义将成为日本官方政治主流。事实究竟如何?

进入21世纪,许多日本底层“屌丝”加入“嫌中”“嫌韩”队伍。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此后,对抗中国发展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悄然形成。日本媒体和书店中的“嫌中”“嫌韩”言论、出版物越来越多。比如,日本媒体在报道TPP时,明确宣称这是“针对中国构筑的包围网”。日本政府还试图联手部分东南亚国家、韩国,甚至俄罗斯来对抗中国,有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构筑围堵中国的“价值观同盟”。这些都是日本国家主导的排外民族主义的表现。

去年4月,一项国际组织的调查显示,日本言论自由程度正大幅度下降,这与日本国内排外民族主义崛起有关。对这一点,许多在日本媒体工作的人,都感受到自由发表的压力。学者对这种情况感同身受,很多人在电视节目里一谈中国,首先要声明“我不是亲中派”,以求自保。

事实上,每当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日本都试图利用“外部压力”调整自己的方向。今天,当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逐渐超越日本,日本一小部分人希望利用“中国威胁论”来制造子虚乌有的“外压”,以维持政权稳定。更小一部分人还妄图借“中国威胁”,把日本改造成为一个随时准备好打仗的国家。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形成于19世纪欧洲。这种民族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促进民族国家发展、捍卫民族国家独立的积极作用,也呈现助长民族国家对外扩张的一面。在亚洲,日本政府最早利用民族主义来推动其扩张政策。甲午战争前,日本中央政府面临地方主义抵抗,以及各地民众的强烈不满。感到危机的明治政府,非常想借发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不满。果不其然,对清战争的胜利让日本民族主义高涨。此后,这种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把日本国家推向扩张民族主义与对外战争扩大的恶性循环。

二战战败后,民族主义从未离开过日本,开始分化为左右两种意识形态。左派把驱逐美军作为其斗争目标,右派则强调要推翻战后的“和平宪法”。1955年,自民党接过右派的旗帜,从成立第一天起,即把制定“自主宪法”作为奋斗目标。该党的民族主义纲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满战后秩序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凝聚。

1960年,日本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安保运动。这场运动表达了日本民众不愿卷入亚洲战争的自我防卫心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在上世纪70年代前,日本左翼运动的心理基础正是日本民众的这种反战、维护战后和平生活的民族主义。

在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重温明治史的思潮席卷全国,司马辽太郎等庶民派小说家重塑了一批明治时代果敢、坚毅、英明的民族群像。这让日本国民暂时忘记不久前大战失败的耻辱。学术界、媒体则大量生产“日本文化优越”的作品。美国学者沃格尔《日本名列第一》在日本畅销,则证明日本民众对这种说法十分买账。

能短时间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中重新崛起,日本民间、大众层面普遍存在一种自豪、自尊的民族主义,这本无可厚非。战后“经济奇迹”是日本人这种自信心、自豪感的来源。当这种信心开始受到打压,日本便涌现出对抗性的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上世纪80年代面对美国打压,石原慎太郎等人喊出“日本可以说‘不’”,其实是在为那些想说却不敢说的人代言。

日本大众十分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自由,也享受战后民主主义的政治利益。对此,日本政府、精英群体懂得如何把民族主义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反观另一派,尽管在学术界、社会上不算主流,但总喜欢放肆反对宪法,攻击战后民主主义,嗓门十分大。他们中的很多人主张“偷袭珍珠港乃是美国的阴谋”,坚决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存在。读过APA小册子的人都会知道,作者最大的攻击目标是美国。

排外民族主义——尤其是反美民族主义,是否能够成为日本政治主流?这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

首先是日美关系。保守派知道,战后日本的繁荣是建立在对东京裁判承认基础上的。安倍想修宪,但他事先征得美国同意了吗?修宪本质上是反对战后秩序,是反美。长期以来,对于国内的反美民族主义,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媒体、行政、教育等手段化解。只要美国继续维持对日关系的优越地位,排外民族主义就只能以曲折的形式发泄,甚至可能转嫁到中国、韩国头上。

其次取决于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日本今天的国际地位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产物,也是胜利国之间共识的结果。尽管战后70余年东亚历史、敌我关系复杂多变,但在维持二战后国际秩序方面,基本共识还是存在的。此外,战后的自由贸易体制为日本提供了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也是日本排外民族主义无法取得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战后日本的民主制度、宪法精神、司法制度。上述因素都通过教育,在日本形成一定的社会共识。排外民族主义运动,不论如何大声喊叫,仍须在这一框架下活动。

日本精英多是非常精致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那些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反安保领袖。对于世界,他们的思考是复杂的。他们虽是建制派,但表现得更像一些世界主义者,因为他们内心懂得——如何才能把民族主义藏在心底。(孙正纲)

责编:刘思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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