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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陷阱,中国一定要警惕

2017-04-04 22:17:05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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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不能自然而然假定我们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逃避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和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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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按】

短暂的假期行将结束,今天推荐一篇郑永年教授的文章,观点供大家参考讨论。

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场内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很多,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较少。但我们认为,对于理解中国当下的改革思路,以及清醒认识中国的隐忧和风险,这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正如文章开篇所言,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社会和政治概念。

本文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公众号“IPP评论”)授权转载。侠客岛有删节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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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陷阱”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和政治概念。

如果把1978年算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的改革已经走过近四十年的时间了。我们从1980年代初人均GDP不到300美金的国家,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300美金提升到8000美金左右。珠江三角洲更高,20000美金左右,仅比台湾稍微低一点。

未来我们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从经济上看,这个目标就是从人均GDP8000美金提升到12000美金。这就需要在今后五年里,每年有6.5%的增长。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扶贫。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精准扶贫是全国性的一个运动,目标是每年要减掉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

习近平很清楚这一点。他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两个陷阱:一个是从内部发展来说的,不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个是从国际关系来说,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意思是不要跟大国,尤其是美国发生战争。这两个方面是相关的。

对比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近150个国家中,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只有十几个,其中大部分是中东一些产油国。除了这些资源类型的国家之外,只有早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东亚存在两类国家和地区。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还有长期低度发展的社会,如缅甸。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也就是高收入社会,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两类社会,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很多人都去过,大家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

从贫困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这个阶段,大家应当看看它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现在日本人均GDP4万美元左右;香港也差不多4万美元;新加坡最高,大概5.5万美元;韩国平均起来3万多美元;台湾是“四小龙”中最低的,现在大概是2.3万多美元。我们大陆五年以后要达到12000美金,总体来说,离台湾还差得相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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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这些年的发展情况,大家就会看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逃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即使有游行抗议,基本比较和平理性,但是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之间的互动就非常暴力。这并不难解释,当一个社会到了高收入阶段以后,老百姓就比较和平和理性,即使他们有不满的情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往往会暴力和不理性。

实际上,中国古代就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今天我们常说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很多年以前我到深圳去,刚好碰到反日示威游行,愤怒的示威者会烧车,还会烧店铺。道理很简单,自己如果有车有房,一般不会去烧别人家的车和房,但如果自己没车没房,看到人家的车房,相比较就更容易变得暴力。

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发达经济体的法治做得比较好,制度建设比较到位,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腐败容易滋生,法治程度比较低,制度化程度比较低。不是说发达社会就没有问题了,但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的问题的性质就不太一样。

我们的执政党提出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防止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让你选择是成为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那样的社会,还是选择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那样的社会,我想,大多数都会选择前者。这是非常简单的选择。

条件

现在我们的执政党想怎么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方案,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这很好。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怎么改革?四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就是rule of law (法治),主要是要解决法治建设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担心?两年前,我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听到中等收入的脚步声了;现在我也听到有人说,中等收入的门已经打开了。我们好像有很大的机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在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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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分析一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怎么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经济体有几个比较好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它们的经济体量小;第二,它们有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无论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属于西方经济体的一部分,基本上西方的市场是向它们打开的,很顺利地发展出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第三,它们的技术升级非常好,基本上每十年产业升级一次;第四,它们的社会改革做得非常好,中产阶级群体大,消费社会得以确立。

大家通常都认为这只是一个经济奇迹。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社会奇迹。就是说,这些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以后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比其经济奇迹更重要。

如果把中国和这些社会作比较,我们就会知道中国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多难。

社会

首先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很大,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在经济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美国的经济体量大,但是它以前人口少。美国189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如此,亚洲“四小龙”也是如此。我们经济体量大,而且从外部条件来说,中国的地域政治环境并不好。

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一直在强调调整经济结构,虽然情况在好转,但是好转得比较慢。更麻烦的是,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是很小。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各方面统计不一样,但肯定不会超过30%。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为什么中产阶级还是那么小,穷人还是那么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很多的经济政策是不成功的。我一直在批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经济政策可能都是经济学家协助制定的,但他们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来。中国很多问题都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完全不分而产生的。

中产阶级怎么培养出来的?无论西方也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也好,它们都存在一些普适性的经验,有两个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工资也会提高。另一方面,政府把社会政策做好,如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教育、公共住房等等。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中产阶级就自然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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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中国怎么样呢?工资确实在提高,但不像以前其它经济体提高得那么快。现在我们的很多群体,像快递员的工资不是不高,农民工的工资也不高,他们很难变成中产阶级。

最失败的就是我们没有好的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几块领域。在任何社会,这几个领域都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中国怎么样呢?我们创造了那么多的GDP,但GDP是哪来的呢?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破坏社会得来的。

举几个例子。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进行医疗体制改革,中国的医院成为暴富产业;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了,我们很多智库就建议政府搞教育产业化,从1998年开始教育大扩张,产业化;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进行房地产的产业化。我们可以到任何一个国家去看看,医院、教育、公共住房这几块不是纯经济领域,而是社会领域。

这几个领域可以引进市场机制,但是这个社会领域的市场机制跟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都把这些作为赚钱的产业来做。哪一个社会,如果它的医院成为暴富产业,教育成为暴富产业,房地产成为暴富产业,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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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这方面是有沉重的教训的。我们大家很多读过马克思著作,马克思批判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没有人性就导致了后来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了这个教训以后,原始资本主义慢慢走向福利资本主义,途径就是社会改革。什么叫社会改革?就是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领域进行改革。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什么转型比较和平呢?就是因为政府主动地去做社会改革,进行社会保障建设。新加坡80%多的老百姓是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面,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富人是没有资格购买政府的组屋的,因为富人不需要政府的帮助。

如果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未来将是很不确定的。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很难逃出来。菲律宾在1960年代就已经差不多是今天这个水平了,半个世纪以后还是这个水平。泰国也一样,缅甸更糟糕。我们不能自然而然假定我们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逃避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和探索的。

(文/郑永年 文源/侠客岛)

责编:总编室、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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