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

1918年，梁济自杀前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在那个时代，能做出这种回答无疑需要对人性和文明的力量抱着深沉而坚毅的乐观。然而在冷战结束以来，这种乐观却几乎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观念：生活会更好、科技会更发达、世界会更和平。可是近五年来，世界新闻笼罩着一层令人担忧的阴霾，似乎正在扭转这种乐观氛围。欧洲的情况格外令人揪心，法国系列恐袭、中东难民潮，比利时爆炸案，几无一日安宁。

欧洲面临的问题还看不到转折的时机，世界局势也很有可能继续恶化。二战结束以来这个所谓的增长与进步的时代是否到了尽头？现在还很难回答，但是至少可以说，冷战后在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下蔓延开来的伪乐观主义可以休矣。

伪乐观

泛滥的商业广告对现代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广告制造了一种伪乐观情感：在广告的世界里，某种减肥药可以让人尽情吃喝而不担心肥胖，某种服饰可以让人瞬间进入精英阶层。西方价值观对世界产生了类似影响，特别是对非西方世界。

广告只是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基于欧美发展的地方经验，以掩盖自身弊端和对整个世界的负面影响为前提，建构起一种看起来十分光明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之下，非西方文明在漫长历史中凝结积累的价值都遭到否定。在加速发展的现代化轨道上，出发晚了一步的民族处处受困于自身现状与西方文明标准的差距。“追赶”成了非西方民族唯一的选择。

因而，他们对于来自西方的“速成”药方有着天然的需求。作为对外传播价值观的手段，西方也乐于提供这样的速成药方，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掩盖了自己历史的复杂性的偶然性，神化了自己的发展经验，对自己的成功作出了一种刻板化归因。

这种速成药方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一套伪乐观主义定理：

第一，人类社会可以一蹴而就地抵达完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制度决定论，相信发展中国家的一切难题都是制度问题，基于西方经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捷径。这几乎成为普通市民谈论政治的一种主流观点，不少公知也是借此哗众取宠。

第二，西方模式的发展成果具有必然性。在主流叙事中，西方世界的繁荣、进步和相对公平的实现，是代议制民主、公民社会活力和责任制政府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性幻觉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的认识论基础。

第三，人类可以超越安全和秩序困境。从古到今，外部生存威胁和内部政治失序是困扰人类文明的首要问题。而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国家不打仗”、欧盟的“规范性力量”，还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所谓“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都在要求人们选择性遗忘安全梦魇。西方国家的民主推广更是不负责任地片面强调自由和民主，无视安全和秩序的需求。

第四，忽视资本主义文明的负外部性。在这种伪乐观主义下，环境破坏和能源枯竭、物种灭亡和文化灭绝，长期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和消费社会的必要代价，而增长本身又是可以永远持续的。即使是在环保和气候变化提上全球议程之后，它们在很多人眼中仍是二流问题。

反思

这种世界观窒息了人类的政治智商和现实感。人们习惯于默认伪乐观主义的思维模式：自由化、私有化就会带来增长、增长就会带来进步、进步就会带来民主化、民主化就会带来和平。然而，这个逻辑链条其实并没有经过任何证明或检验。盲信的原因就在于没能在历史背景中，批判地反思前述四条乐观主义定理：

第一，相信一蹴而就的进步，是一种非历史思维和智识上的懒惰。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简明公式：国家能力+法治+问责制=成功的政治模式。这个公式有一定的洞见，但是掩盖了历史的曲折性。仅以欧洲为例，福山所定义的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三者都出现的时候，不仅不是一个理想时代，反而是阶级矛盾空前严重的危急关头。它们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却没有解决劳动者遭受的不公。在西方政治学叙事中，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以及阶级冲突的惨烈代价被极大地忽略和矮化了，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制度决定论的神话。

福山

第二，进步的必然性是一种虚构。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各国社会一度达到了较历史上更为平等的状态，人的权利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这与自由民主体制以及福利国家政策之间并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正如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所发现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资本的积累，战后经济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也有助于财富的平均分配，这是二战后西方社会公正性上升的主要原因。

此外，福利国家对剥削性的全球价值链的依赖、本国劳资斗争和博弈以及苏联所带来的外部竞争也都不可忽视。但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大的情况，自由民主理论所许诺的那个样板社会，即使看起来很美，它也不是单一的制度因素导致的，更不具有必然性。

第三，人类从来没有解决安全困境和秩序困境，文明生存竞争的逻辑和霍布斯所说的“暴死的危险”始终潜伏在每个时代的角落。西方政治理论指出世界体系的基本性质是“无政府状态”（Anarchy），国家生存于类似科幻小说《三体》中所描述的“黑暗森林”之中，西方价值观的传教士却孜孜不倦地教导别人放弃对人性和国家本性的合理怀疑，动辄斥之以各种“阴谋论”。这不仅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而且也不符合政治世界的实况。

第四，资本主义是负外部性最大的一种文明形态。最近又火起来的美国作家里夫金早80年代就提出了一种“熵”的世界观，指出人类历史就是制造“熵”（无序）的过程，而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指数增长无非是一张通向地球毁灭的单程车票。除了对自然的消极影响，西方国家的发展也是以汲取第三世界资源并向其转移“熵”为前提的。

上述批评，毕竟还是把自由民主公式及其衍生的伪乐观主义精神当成一种真诚表达。但实际上西方世界绝没有诚意邀请全世界人民一道进入天堂。制度决定论关心的也只是制度，而不关心它决定的是什么。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大谈“世界资源不允许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的日子”时，自由民主理论的虚伪性昭然若揭。

保守主义

在现实的检验面前，伪乐观主义情怀已经暴露出颓势，当它面临“民主化”纷纷失败、“专制”国家崛起、“自由”国家失序、伊斯兰世界内爆、极端势力兴起等挑战时，就陷入了失措与失语的状态。

针对西方价值观所衍生的各种乌托邦观念，我姑且杜撰“零托邦”和“负托邦”两个词。零托邦是指维持现有状态，不使恶化；负托邦是指避免出现最坏的情景——普遍秩序的丧失。两者本质上都表达了一种保守主义态度，而这正是今天所亟需的。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政治正在驶过险滩，此时最关键的就是保持国家航船的稳定，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都需要在稳定的政治秩序下渡过困局，渐进发展。近百年后回应梁漱溟的回答，我赞同保留审慎的乐观精神，但首先要有一种适合于面对和避免更坏情况的价值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持普遍的政治秩序，避免天下大乱的“负托邦”情形。

梁漱溟认为迄今历史有两个阶段，分别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前现代科技水平之上，中国不仅建立了稳定的人与自然关系，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人与人关系。这种关系不算美好，但至少不是太坏。中国人历来赋予国家以避免最坏情况的使命，而最好情况则需要漫长的努力和耐心来争取。这是一种保守性、自律性的文化。

西方现代文明则产生了一种进取性、扩张性文化。它的确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如果不考虑环境破坏和多元文明摧毁等代价的话），但是始终未能建立起合理的人与人关系，其内部的人与人关系的改良在很大程度是以向外部转嫁无序为代价的。而且，西方现代文明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对自己包含的否定性因素认识不足，却热衷于向世界传播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情怀。

世界已经被纳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退出不是一个现实选项。只要我们能擦去西方意识形态导致的伪乐观主义翳障，就会发现中国这样的文明所产生一些传统政治智慧仍然没有失去价值，或许可为现代文明提供宝贵的修正。至少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处于危机边缘的时代，一种中国式的保守主义需要得到认真对待。

文/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读书》2016年第6期，有删节

文源：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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