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图源：新华网）
在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方与“一带一路”国家就如何推进贸易全球化，促进贸易便利化作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合作倡议。具体的倡议可以分成三点。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中国准备在未来五年内增加进口2万亿美元。换言之，要在五年内实现进口翻一翻，这个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可观的：目前中国的进口总额也就是2万亿美元的盘子，已经占了全球进口的一成以上。如果换成GDP，中国要在五年内进口一个印度。
中国五年内大幅度地增加进口，对已对贸易伙伴都是互惠双赢。中方增加进口，对一带一路的贸易伙伴而言，自然就是扩大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出口。一方面有利于扩大他们的贸易顺差，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中方而言，增加进口虽然会减少贸易顺差，但目前我国已有三万亿外汇储备，每年过多的外贸顺差其实给国内造成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所以，适当地减少贸易顺差其实是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从微观层面来看，更多的进口带来了更多可供中国消费者选择的消费种类。市面上各产品的竞争也激烈了，自然出售价格也被杀低了。老百姓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何乐而不为？
当然，进口增加对一部分企业、行业会造成冲击，短期内企业可能会感受到竞争压力；但从长期来看，企业可以化压力为动力，努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提升产品质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特别是东盟国家多为进口原材料、中间品，这样，我国进口关税的下降、贸易便利化的推进其实相当于降低了为中国企业节约了进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利润。所以，企业其实也是贸易全球化的获利者。
事实上，最近笔者利用制造业企业和海关的大数据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明显。其中，原材料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减免对企业有明显的成本节约作用，因而企业能够留存更大利润，从而有效地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该发现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笔者并有幸因此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
再来看中方的第二个倡议，振兴相互投资。未来五年，中方对“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直接投资预计达1500亿美元。这个数是什么概念？去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约1450亿美元，占全球直接投资的9.9%。就是说，五年之内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要在目前的基础上翻一翻。力度之大，自不言而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对沿线国家经济的提升有明显的正面作用。第一，就投资类别而言，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为绿地投资，具体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基础设施类投资，比如中铁建和中信联合在北非修建的长达1216公里的高速公路，西起摩洛哥，横跨阿尔及利亚，东达突尼斯。这类投资大大地改善了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好的基础设施对降低东道国的交通运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自不复赘言。对此，笔者与刘丹、盛柳刚的新论文《高速公路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专门研究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基础设施改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内销和出口的影响。通过构建企业距离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的距离作为衡量企业所面临基础设施的变量，他们发现中国基础设施改善大力地提升了企业的内销和出口额。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第二类对外直接投资，成本节约型的企业对外投资。过去15年，我国的工资大幅上涨，劳工成本明显增加。在劳力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比较优势。比如，目前广东普通蓝领工人的月工资大约三千多块，而北非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工资折算成人民币，只有252块，不到东部沿海省份的一成，而他们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我国工人的一本左右。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在劳力密集型产业就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正是洞察到这个商业“秘密”，生产鞋帽的东莞华坚公司才在亚的斯亚贝巴雇了3000当地工人。像华坚这类劳力密集型企业为节约成本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投资，并不是个偶然的事件，而渐渐成为一种潮流。到目前为止，已有近2000家中国民营企业到非洲去投资，并雇佣了大量本地工人，帮当地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当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方企业的海外利润也相当可观。
有意思的是，在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将近一半的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是以贸易办事处和进出口公司为代表的贸易服务型投资，以往的研究只关注汇率变化对制造业投资的“出口替代”影响，而忽略了出口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互补关系”，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在这两类投资中应该有不同。对此，笔者与田巍的论文《汇率、贸易服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旨在研究汇率变动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尤其是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本文从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两个方向重新考察了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影响，理论上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区分了贸易服务型投资和生产性投资，并引入了真实汇率；实证上使用微观企业投资和贸易数据,定量分析了汇率对企业进行不同类型的投资影响大小。他们的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尤其是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
同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也都能有力地促进企业的研发。笔者与智琨、田巍最新的论文《对外直接投资、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研发》同时考虑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二者对企业研发影响的交互性。他们将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进行匹配，并计算了我国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以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同时，这种影响与中间品进口自由化程度密切相关，对于中间品进口自由化程度较低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更大。以上结论对不同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保持稳健。
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绿地投资自然是好事。但如果当地工人没有生产、管理经验，小到无法有效使用复杂到机器设备，中到企业管理模式落后，大到国家官员缺乏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则可能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无的放矢。为此，中方提出了第三个重要倡议，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包容可持续发展。具体地，这中方将为沿线经济体提供一万个来华研修和培训名额，培训他们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经验。真正做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事实上， 早在2015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倡议设立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促进南南国家深度合作。去年，习主席的这个设想已经成功落地。在商务部的大力支持下，由笔者单位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专门成立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并已经完成一期招生，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7个国家的48名学员在北大攻读国家发展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部长，也有来自中亚各国的年轻学员。上个月，我们更是专门到赞比亚、津巴布韦面试新的学生。当地来参加面试的官员可谓是趋之若鹜、求学若渴，光是津巴布韦总统办公室就有五位高级官员参加面试，他们都很迫切地想学习中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努力把本国经济搞上去。
事实上，“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人民币国际化则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流动性支持。笔者与张帆教授、俞建拖博士近期的论文《“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回顾了“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渠道和一国货币成为估计货币的条件，估算了“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中期影响。同时，他们使用引力模型估算了货币互换协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对双边贸易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与相关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显著提高了中国与该国之间的贸易值，并且互换规模越大，相应提升贸易值的作用也越大。
至此，我们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贸易全球化可以促进中国与其他贸易国的福利。我们福利的提升主要是从进口的积极作用这一渠道来论证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进口能够有效地降低国内消费品价格，但同时，我国企业也应该从提高“内功”角度出发，大力提升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技术进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
责编：栾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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