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博物馆展示的功夫影星李小龙塑像
【编者按】
弹指一挥间，香港已回归祖国20年。回首20年，香港也曾收获发展，也曾经历风雨，但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东方之珠的色彩却始终不曾黯淡。
7月1日，香港即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在此前夕，海外网（m.haiwainet.cn）策划推出系列解读，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带你解读香港这20年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未来的风险挑战，希望能窥其一二，有所助益。
本篇由海外网专栏作者高望撰写，从香港“本土化”运动兴起切入，分析认为“本土化”本身并不可怕，但香港文化的自身发展不能离开孕育它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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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心潮澎湃。
当时间马上到了回归20周年的节点上，澎湃已退，心潮却还起伏。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站在远比1997年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回归。在领土主权之外，香港回归还需从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层面进行解读和认知。
这些年，香港“本土化”运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而年轻人又成了这个运动的主力军。谈论“本土化”，总有些人觉得比较敏感，不方便去说。但其实“本土化”本身并不可怕，它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都普遍存在，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欧洲民粹力量的上升都应被看作是“本土化”的具体体现，甚至中国某个地区的方言保护运动也可以被纳入其中。“本土化”可以视为在市场经济全球化高效率、规模化、无差别的长期冲击之下的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应激反应。
对于香港这么一块狭小的地域来说，这种应激反应则显得尤为明显。香港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香港经济快速起飞后缺乏产业接续的有效支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内地确立的经济金融优势，在内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几乎荡然无存。另一方面香港流行文化对内地的引领作用，随着内地文创产业的兴起和规模化生产之后也消逝不再。
这样的焦虑促使拥有强烈自保意识的“本土化”运动提速。尽管外界对香港“本土化”运动趋势的认识并不一致，不过这种标榜香港自我历史、地理、文化、及主体意识的运动本身是港人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自我“身份”再塑造和争取港人强化自我“认同”的必然路径。
然而这种“本土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先天不足。香港的文化属性不可能脱离中国这个母体而单独存在，也不可能越过大洋去寻找与英伦文化的某种契合来标榜自身“不伦不类”的独特价值。实际上，它和津门文化、海派文化一样都属于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特定地域环境中东西方交流的产物。从钱穆到香港设立新亚书院教授国学开始，从“四大天王”风靡中华文化圈开始，从香港电影得到全世界认知开始，香港走向它新高度的每一步都与它的母体天然绑定。
因此，部分焦虑的港人过度强调香港“本土意识”，表现出激进和强烈的文化自觉，这可能会成为港人迅速形成新的“身份认同”的捷径，也可能成为所谓“港独”的理论基础和成长载体。然而一旦拒绝母体文化的强大支撑，这种新的认同必然会与当初遭遇全球化残酷冲击，面临相同的境遇而危机四伏。可以料想，在当今这个时代，缺乏根基的亚文化即使具有再强烈的自我意识，也会如同沧海一粟而不堪一击。无论如何，这样的运动虽然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对刚刚脱离殖民历史才20年的香港来说确实有点操之过急。
香港回归这二十年，世界格局变了，中国地位变了，但香港基本没变。下一个二十年，香港要变革，要突破，就需要跟上内地的步伐，就需要认清在全球化不可逆的大趋势下，依靠母体文化来发展“本土意识”，从中寻求香港未来拓展自身能力与价值的空间。
去年10月，香港青少年管弦乐团在香港机场快闪演出，《踏雪寻梅》、《叉烧包》、《东方之珠》、《狮子山下》等几首乐曲的交替演奏引发了YouTube上数十万人的点击。短短七分钟的演出却留下了对家国情怀的深深思考。
今年4月，一部由香港话剧团出品的音乐剧《顶头锤》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续上演三场。这部有意识将票价定为“471/371/271/171/71”的戏剧本身就蕴含着特殊的意味，把上世纪三十年代香港足球远赴德国柏林参加奥运的历史进程写进了中国精神。
这些动人的“香港故事”其实也是动人的“中国故事”。基于此，回归的意义更应该理解为港人集体心灵上的回归。只有真正心灵回归，“香港故事”才能继续书写，继续传承，继续收获感动。香港特别行政区前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认为香港文化要做到归宗、归化、归心。如果能达到这三点，香港就可以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先驱。
下一个二十年，值得期待。
（高望，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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