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式相亲”这一问题再次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一份所谓的“相亲价目表”更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最初引发这一争论的，是《凤凰周刊》杂志的一篇文章。作者探访了中山公园等几个北京“知名”的“相亲角”，将在这些相亲角参与者中都已耳熟能详的“明规则”曝光到了“外部世界”，因而引发了舆论哗然。在这些大都市中的“隐秘角落”里，一众大龄（或非大龄）男男女女都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转化为大爷大妈手中白板上“京户”、“有房”、“有车”这样的符号，等待别人的挑选。
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不错，在一些小城市的“街边劳务市场”中，一些从事建筑、家装的工人也是这样举着“瓦工”、“包吃住”、“日结”这样的牌子，在等待雇主的青睐。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媒体主流话语体系中自由、自主、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市场，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违和感”。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历史长河中，这种以物质条件为主要考虑的婚姻确实曾是人类社会的主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否合适结婚更多源于两家父母的意愿而非当事人自己。即使在很多人言必称的西方，前现代时期的婚姻也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的结合。美国“建国之父”富兰克林就曾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自己第一次结婚失败，就是因为向岳父家要了过高的嫁妆，双方“谈不拢”导致谈判破裂。即使到了近代的日本，在“推理小说大师”松本清张笔下，由女孩母亲陪同下的相亲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没有人会对此大惊小怪。可以说，在感情基础上的自由恋爱是一种相当晚近的现象。
自由恋爱之风在中国的兴起，大概是在辛亥革命后“西风东渐”的产物。随着年轻的女孩和男子一样到学堂读书、到工厂工作，拥有了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独立的经济地位，这时要她们继续接受自己的婚姻还要完全受父母摆布，不能自主，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即使到此时，“自主婚姻”仍然被看做是一种“新潮”的做法，只是“新女性”们的特有权利。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的革命政权的大力推动下，男女平等的观念才空前地深入人心，而“包办婚姻”则被作为“封建的”、“落后的”做法遭到唾弃。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们，解放后的中国妇女在这方面的实践丝毫不显得落伍，完全跟上了时代的潮流。
正是由于这一段思想解放的过程，恋爱、婚姻在如今的中国主流社会归为个人权利的一部分。那些“敢于”替子女张罗婚事的父母们，在遇到孩子的埋怨时，也只是会嘟囔一句“我只是帮你看看，决定还是看你。”再没有父母会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可以对子女的婚姻大事大包大揽。
因此，我们应当知道的是，那些在公园里乌泱乌泱一片，看着声势浩大的“父母相亲团”，其实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只是“亚文化”的少数群体。更多的父母仅仅是帮忙物色，却怎么也不愿把孩子像商品一样摆在那里供人挑选的。公园里的相亲角，与其说是一曲勇敢的“集结号”，不如说是接近绝望的挣扎，而不到1%的成功率似乎也证明了这种做法有多么的“不靠谱”。
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很大程度就在于其“不常见”的特点。也就是新闻学上常说的“人咬狗才是新闻”。“相亲角”中那些看起来违背常理，不被主流意识接受的“价目表”也因此会被广泛关注，引起人们的热议。而当我们仔细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实践，身边青年男女的结合固然会有着各种物质条件的考虑，却很少有“非京户不嫁（不娶）”、“没房免谈”、“属羊不行”这样的极端个案。更多的人，则是在感情和睦基础上共同奋斗，克服物质上的匮乏，共同走进婚姻的殿堂，“没房、没户口”结婚的人也大有人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媒体对少量“物质至上”的婚姻观的过度关注和报道，才使得这些极端的婚姻观广为人知，甚至成为一些人心目中的“理所当然”。
事实上，不同于“中国式相亲”文章中所展示的景象，今天中国人的恋爱、婚姻正在出现一些令人欣喜的进步。尽管有人忧虑于大龄“剩男”、“剩女”的增多，但其实这反映的是人们对于婚姻更加慎重、不愿将就的态度，而更成熟的年纪也能使这些人成为更有准备的父母。而另一项研究发现，在80后、90后的婚姻中，“女大男小”的婚姻明显增多，这也体现出社会宽容度的提升。人们正在把自己的婚恋自主权更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中。
所以，当我们看到“相亲价目表”这样的新闻时，请不要过分激动，而是更多地把它看成一种稀有的、会渐渐消逝的东西吧。毕竟，中国社会在向前走，中国人的婚恋也不会止步不前。(文/海外网 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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