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及的关键词，从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再到“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十九大前后，国际社会盛赞中国的脱贫成就，认为是人类历史的“惊人之举”，很多国家既在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在关注中国的“后续战役”。《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在甘肃部分贫困地区采访时，既看到新的扶贫方式改变着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也感受到“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的重要。
“人类历史最大的社会变革”
中国脱贫进展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10月19日的报道，讲述了中国过去5年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成果，以及扶贫方式的转变。文章援引研究中国脱贫工作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究员萨拉·罗杰斯的话说，官员会得到具体的减贫目标，“如果达不到，就会有点麻烦”。西班牙《国家报》认为：“过去35年有多少中国人成功脱贫，应是最常被引用的数据。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惊人的减贫成绩。”墨西哥《财经学人》报道称：“中国改革开放至今，7亿多人脱贫，中国经验告诉我们，并非完全由政府全权负责到底，更多的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和政策，鼓励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改善生活。”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12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秋季年会开幕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的近40%降至目前的1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贡献来自中国，这是人类扶贫开发史上的重要篇章。阿根廷新闻网INFOBAE8月刊文称，中国脱贫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是令人惊叹的创举。文章说，中国的经验值得“自然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但仍有1/3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的阿根廷”研究和学习，如政府制定详尽、可行、期限明确的规划;政局稳定，社会共识高;有针对性地发展试验区;大力发展教育等。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8月专门报道中国人口大省四川的脱贫经验，并提到“除政府出力外，私营企业在减贫中也起重要作用，是消除贫困的主要力量之一，超过2800家企业与全省贫困村配合创造就业机会，为创业提供帮助和咨询”。
国际舆论也注意到中国脱贫攻坚战还有很多实际挑战，除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外，还有一些个体的极度贫困现象。10月15日路透社一篇报道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在北京拾荒的59岁河南老人，患有精神疾病的老伴和孙女依赖她每月1500元卖废品的收入生活。报道称，这位老人的状况凸显政府在2020年前全面解决极度贫困问题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但中国正为此加大减贫力度。
“脱贫效率值得欧盟学习”
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肯尼亚著名学者姆旺吉·瓦吉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成就发生在过去5年，其中包括持续不懈的脱贫攻坚战。非洲人急切地渴望学习中国如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进行再分配，避免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还表示：“中国的人均GDP到2020年预期将达到1万美元左右，中国如何在短短数年就实现这一跨越，有效地减少了贫困？这是非洲许多人想知道的答案，因为非洲必须在这个世纪复制中国的成功。” 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非常认同中国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认为这与毛里求斯减贫工作理念相同——需要提高贫困家庭的自力更生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著作《摆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发行到非洲国家后，福建宁德的减贫经验也为非洲发展带来许多启示。读过该书的乌干达《新视野报》总编卡伊加2017年6月撰文称，《摆脱贫困》一书是“所有领导人的金矿”，宁德当时所面临的发展挑战，与现在所有贫穷国家面临的挑战是相似的，攻坚战需要从思想上开始，领导者要有必胜的信念。思想转变后，要像宁德地区一样，考虑到自身地处偏远、缺乏水利设施等特点，逐步实现“弱鸟先飞”。文章称，乌干达卢韦罗地区正是结合了当地自然条件，采用小塑料瓶进行浇灌的方式，提高了农业产出。卡伊加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宁德已从渔村变成工业化城市，宁德当初脱贫的经验显示，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正确的干预，就可以打赢发展的战役，选取时间点至关重要。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都可以从《摆脱贫困》一书中找到答案。”
国际水资源协会前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教授毕斯瓦18日在《爱尔兰观察报》撰文称，中国最适合领导全球减贫。
除了经验，中国的投资也在帮助很多国家减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对一个非洲国家的投资每增加10%，该国的就业率就会增长0.5%，贫困发生率就会降低1%到3%。
人口大国印度也对中国减贫十分关注，并将印中进行对比。《印度时报》2016年12月1日曾以“中国人均GDP达8000美元，70%贫困人口脱贫”为题做过报道。新德里电视台也专门播放过《联合国：中国在全球减贫中起到中心作用》的节目。据印度“今日商务网”报道，印度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世界第一，2013年约有30%的印度人口每日生活费不足1.9美元。《环球时报》记者年初到孟买达拉维贫民窟采访，在这个“亚洲最大贫民窟”里，看到的是狭窄的街道、悬在空中杂乱无章的电线，闻到的是刺鼻的臭水沟味和垃圾味。贫民窟内挤着上百万人，似乎看不到什么当地政府的减贫整体规划。
贫困问题不仅困扰着发展中国家，也困扰着欧美国家。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盖琳从2006年开始，一直关注中国西藏的发展。2014年6月，盖琳和欧洲公共外交人士访问团走访西藏林芝八一镇小康示范村唐地村时了解到，当地得到广东省对口援助，这种模式给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欧洲很多启发。他们随机走访的两家农户，一家是果农，种植的西瓜和西红柿绝对原生态，另一家是搞建筑的，家里盖起4层小楼。最让他感叹的是林芝市实现全市WiFi覆盖，而欧盟一些发达城市至今还做不到这一点。
2016年8月，6位议员和盖琳组成的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代表团再次来西藏考察，了解了达东村贫困户脱贫的情况，到村民家品尝牦牛肉和酥油茶。盖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欧洲同样面临脱贫问题，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41.3%的保加利亚人、37.4%的罗马尼亚人和35.7%的希腊人受到贫困威胁。就整个欧盟来说，27%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这样的情况甚至发生在法国、德国、英国。相比之下，中国的脱贫效率值得欧盟学习。
在陇南感受脱贫“深度攻坚”
甘肃省陇南市仍有部分深度贫困地区，山高沟深，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加上过去信息封闭，导致很多物产无法给当地带来更大的经济附加值，造成一定程度的“富裕的贫困”。《环球时报》10月初到陇南采访时发现，电商扶贫、产业扶贫等方式已经形成了组合拳，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观念已发生改变。
安吴珍是陇南康县望关镇上最年轻的村支书，在上海打工几年后回到家乡。2014年，陇南当地开电商培训班，安吴珍开始学习如何开网店。现在她已经习惯每日清晨进山、日暮归来的日子，背着背篓，去深山中收集野生的蜂蜜。不仅安吴珍的网店生意渐渐好起来，村子里40多户贫困户中，也有半数以上都参与到蜜蜂的养殖中。除蜂蜜外，她还从农户手中收购核桃和花椒等产品，放到网店销售。
在陇南深山的村庄，安吴珍不是唯一一个从大城市回乡创业的“八零后”“九零后”。陇南礼县是苹果的集中种植区。在“十一”假期期间，礼县举办“苹果节”，并且通过线上推广模式和电商平台合作。比如，在阿里巴巴的天猫“聚划算”平台上，礼县苹果吸引了众多买家。进入礼县境内，家家户户门口都放着成堆货袋，装满了苹果，正等待着货车将它们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年轻的电商平台创业者康维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卖苹果，家家户户都在学着开网店。”
在外地当兵5年后，27岁的康维起决定回到家乡，在县政府的鼓励下，他开始参加网店培训。从一个月只卖出一单到一整年卖出价值几百万元的苹果，康维起感受到村里人对“网店”这一新事物的看法已经改变，他介绍说：“2014年时没人愿意做，2015年是大家抢着做，2016年微商就多了。”
在当地商务局以及扶贫部门的官员看来，电商带来的不仅是新的商业模式，还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据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统计，目前，陇南共有网店10700多家，微店7800多家。电商扶贫对贫困群众的人均年收入贡献额达到650元。另外，近几年有超过1.8万像安吴珍和康维起这样的返乡青年创业者，给家乡带来新活力。
除电商扶贫外，产业扶贫也是甘肃深度贫困地区的主要扶贫政策。如遇到一些年景玉米的价格处于低位，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种上一年地，但收获的玉米却卖不出好价钱，就有可能直接导致他们生活处于或跌到贫困线以下。在近几年深度扶贫的过程中，一些农村在完成部分土地流转后，通过招商引资和地方政府帮扶等方式引入新产业，或者以新的资本培育已有产业。这样，当玉米价钱不好时，合作社还可以改种别的农作物，进行多种经营。一些村干部认为，产业扶贫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措施。在脱贫的同时，如何实现“不返贫”才是重点。
中国经济网脱贫攻坚研究中心主任林鄂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十九大报告中谈到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主要原因是扶贫工作得到高度重视，中央顶层设计完善，形成我国扶贫史上最严格的问责、监督和考核制度。过去5年，扶贫工作也是动用了最多的政策、有最大的投入和最广的动员。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康乐县上湾乡马巴村，四周环山，是全省贫困片区之一。当地村干部回忆，以前这个村特别穷，路不通，危房多。2013年底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130户，贫困发生率42%。如今，路修好了，危房改造也基本完成。村子里时而能看见穿着环卫工制服的村民清扫路面，修剪杂草。马巴村村支书苏育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过去3年，马巴村共用1100万元的扶贫款项，除改善村子的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工作放在引入树莓和树苗种植的产业，以及给村民买牛买羊，发展养殖业。
住在村口的黄师傅今年67岁，院子大门还是扶贫工作开展前用土坯垒的，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村里说这个“古董”可以保留，做个纪念。黄师傅一家四口人主要靠儿子在外打工的收入维持，至今尚未脱贫，但今年以来，他利用精准扶贫政策中的政府贴息贷款买了牛，重新翻修了房子和牛棚，也加入到村里种植树莓的队伍当中。
在不少村镇干部眼中，扶贫工作在过去的5年里，更加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扶贫款项能落实，贫困户建档立卡这项精准扶贫中的基础工作也做得更加公平和严格。除种植树苗和树莓，一些村镇还引入因地制宜的产业，如核桃加工、橄榄种植等，政府先帮扶龙头企业，再由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由于剩下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因此，在取得扶贫成绩的同时，甘肃和全国其他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一样，接下来都面临着“深度攻坚”的决战。
责编：栾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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