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郑永年:为何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2017-12-03 01:48:41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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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按】

最近,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昨天习近平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这一由中联部举办的活动,吸引了全世界近300个政党来华。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导力量。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政党来中国讨论治理实践和发展模式?这次对话又将对世界造成何种影响?今天下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接受了侠客岛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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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侠客岛:郑教授好,距离上次您做客侠客岛直播已经有一阵子了。作为特邀嘉宾,您如何看待此次中共与世界对话会?

郑永年:其实很有趣。大家可以发现,现在主权国家有各种交流平台,比如联合国等;资本的、经济的交流也有不少平台,比如达沃斯、WTO、各类高峰论坛;民间交流、NGO平台也很多。但恰恰是现代政治的主流,也就是政党,政党间沟通的平台非常少,没有世界性的对话机制。我们看到西方政党也好,很多多党制国家,他们的政党在国内斗争、争吵,但都可以在中国举办的这个活动里对话。所以,中共、中联部其实是在做一项很重要的开创性活动。

同样,我们知道,现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很大的危机,不管是自身的建设危机还是面临的治理危机。相比之下,中共的历史很长、是世界上人数最大的政党,其治下的中国则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对比,无疑会引起各方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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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侠客岛:是的。昨天习总书记在讲话时有一句话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他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您怎么看这样的表述?

郑永年:在政党发展道路上,如果完全照搬照抄,或者关起门来不学习,肯定都是会失败的。因此,只有像中共这样,以我为主,但是敞开来学习,学到的东西才能是自己的东西。

目前西方常常有一种舆论氛围,就是认为中国在自己强大了之后,可能会输出自己的模式,强迫其他国家走中国的道路。这是以己度人。比如前一段,西方人就说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毕竟,长久以来,西方最典型的思维就是“I’m the best ”,所以你们都要来学我;但事实上,政党的发展道路是没有end of history(历史的终结),也没有 end of revolution(演变的重点),是一直在演变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不输出中国模式,意味着我们是明确自己有“中国模式”的。我们有,只是自己不输出而已。这跟共产国际时代当然不同。从源头上来说,所谓中国模式本来就是开放的,是学日本、学美国、学新加坡、学香港等等一系列优秀的经验。习总书记谈中共的执政是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的,而这个基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变”;以自己为主体,在不同的时代,赋予不同的内容。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强调“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之后才能学习别人,以自己为主体的学习才会成功,而不是变成别人。没有文化自信,其他的自信都是非常肤浅,不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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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侠客岛:谈“政党”可能太抽象。这次来华的政党,有的是在野党,有的是执政党;有的目的是要执政,有的面临的则是执政困境。您觉得他们能从中国得到什么?

郑永年:政党本身并不抽象。尽管不同的主义或理论对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实,党就是人口的一部分,并且在现实中,这群人常常表现为先进分子。从传统的西方政党来看,很多政党此前就是“俱乐部”,精英分子组成,最后变成了政党。列宁对政党的定义则更明确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政党也确实开始抽象化。比如当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民主为目标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等级化、行政化、官僚化,进而脱离社会。有一本书叫做《新阶级》,讲的就是说,政党可能在执政后,开始脱离他原本脱胎的那个阶级,形成一个独特的阶级。这样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毛泽东说过,共产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直到今天,中共领导人也还在强调这一点。

西方社会目前所存在的所谓“治理失败”,或者“治理不成功”,其根源就是政党的失败。

历史地来看,在欧洲社会,一些政党产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像中共一样具有使命感,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从精英民主过度到大众民主以后,就越来越松散,平常不存在,选举时才强调党派身份。还有的最终就慢慢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的东西,比如绿党就是强调环保,有的强调少数族裔,有的强调女性。政党应该是综合性、包容性的,是整合社会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分化了,变成政党领域的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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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西方基本都是“选举型政党”,依靠计算选票获取合法性。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每一个选区的议员或政党,就只需要照顾他那个选区的几张选票,或者50%或者占多数的选票就够了,慢慢就不去考虑本身所在政党的整体利益、也不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了。以前有所谓“忠诚的反对党”,我虽然在野,但我从国家角度考虑问题。默克尔最近面临组阁困境,因为本身想要联合的政党,几乎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考虑这种行为可能会对德国、对欧盟造成怎样的政治困局。

整天盯着选票,最终就会失去选票。如果一个政党太过于意识形态化、不够包容,就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国外的现象一样,所有人都去争着分自己那块蛋糕,但没有团结起来去做蛋糕,就肯定会出问题。毛泽东曾经说,“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所谓的“选举型”政党就是在当人民的尾巴,甚至是少部分人民的尾巴。一个政党,无论被资本、少数既得利益者、还是民粹挟持,都将是不可持续的。

4、侠客岛:政党政治归根结底是要落实到具体政策上去。怎样把党的理念细化到实践中去,这很重要。

郑永年:是的。怎样去衡量一个执政党的performance(表现、业绩)?社会公共服务这一块非常重要。因此,社会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的政党经常抱怨得不到民众信任,但殊不知,信任是需要社会基础的。一旦缺少基本的公平、正义,信任就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你那么富,我那么穷,你住高楼大厦,我住贫民窟,你觉得我会对你有信任吗?贫富差距太大了,社会就是没有信任的。

我们知道西方常说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是美国,二战之后一度中产阶级比例达到70%多,但现在已经不到50%了。社会出问题后,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这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18、19世纪,回到因为社会不公导致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西方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资本主义本就是因为社会改革推动,现在又倒回去了。所以,政党必须要营造出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这不仅仅关系到一个政党合法性,更关系到它是否能够获取社会的信任。

因此,一定要学会自己做判断。跟着自己的使命走,就不会产生当人民的“大老爷”或者“尾巴”的问题。中共是一个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政党。它从一个革命型政党转型成为一个执政型的政党,意义非凡。在我看来,某种意义上,中共十九大重新规定了政党的“现代性”。我们常说“执政党建设”,到底什么是执政性的政党呢?国外很多政党,别说五年计划了,经常连一两年内要干什么都不知道,中共已经规划到2050去了。

有这个使命感在, 才能避免被挟持。我们当然不需要崇尚名牌、奢侈品的党员干部,这种“市场化”、“商业化”的行为是“现代”的产物,但毫无疑问,也是中共所要避免的、成为群众的“尾巴”。也就是说,从制度上,我们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合格的“群众之政党”。说白了,就是不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高高在上的阶级,而是依然要保持同群众的联系。

作为一个有着8900多名党员的群众性政党,怎么从制度上保证党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怎么探索出一条将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互联互通的道路。我在新加坡,觉得他们的有些做法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他们的每个议员,每周都要接见群众一次,包括部长、总理在内都是这样。其实,李光耀也是向中共学习的走群众路线。只是他们把群众路线法制化了,因此显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优点。

我个人非常重视习总书记反复提的“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的干部有一种误区,觉得很多时候自己只要去“顶层设计”就可以了,包括很多有博士学位的官员,高高在上给基层设计方案,但这些人完全依赖学术而缺乏实践。这是十分危险的。“顶层设计”不能脱离群众,而是要基于广泛、大量的调查。

现实中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短期有的长期,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但怎么解决?需要调研,而不是想当然地推出一些政策。前几天侠客岛推荐我的旧文里面就写到,不能把自己关进“城堡”里,不了解社会的情况就去做事情,而是要主动打开门,开放性地和社会力量共融。

编辑/公子无忌、雪山小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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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供图:在现场的岛叔岛妹及中联部红领巾同志


责编: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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