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闭幕（图源：新华社）
在刚刚落幕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总书记在贺信中提出以“四个共同”推动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同志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说，在深入阐述习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思想的同时，结合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题“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提出了五点建议，分别是鼓励创新创造，增强发展活力；促进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推动包容增长，夯实共赢基础；强化协同联络，凝聚互动合力；促进安全可控，构建良好秩序。
无论是总书记的贺信，还是王沪宁同志的主旨发言，核心都聚焦在如何促进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这既是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题，也是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核心思路，即互联网服务于发展，网信事业旨在为人民服务。
现代化道路
这一宗旨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整个国家和历史发展核心逻辑的产物，是这一逻辑在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以被动的方式，被卷入到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之中，并持续发展至今。此前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此有清晰的论述。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2017年，在九十六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通过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开始在一个全球化进程持续加深，信息技术革命不断加速的开放环境中，继续自己的探索。如何有效的治理互联网，就是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个时代命题。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要用欧美的现代化理论来进行近似的解释，那么中国的道路和模式更加接近于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描述的强大政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进程，而显著的区别于阿尔蒙德描述的经典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埃森施塔特描述的修订版的现代化模式。一如西方国家在理论上已经承认，并且在实践中屡试不爽的那样，西方国家最希望兜售的经典现代化模式，或者是修订版的现代化模式，并不适用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结果往往是“经济起飞-社会动荡-经济下滑”的循环。
互联网治理模式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对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治理，同样有治理模式的选择，且面临的挑战还更加艰巨：1995年，美国国防部分管隐秘行动和低烈度冲突的副部长办公室战略助理修特在名为“互联网：战略评估”的机密报告中，明确指出互联网可以成为美国实现非常规心理作战行动的工具，通过在网络空间对对手投送特定内容的信息，就可以达到此前必须派遣特种部队进行实地宣传和动员才能达到的效果，并且还无需承担相应的风险；2008年之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国务院组建21世纪治国方略小组，尝试系统运用互联网革命最新产物，即当时新兴的社交媒体，作为推进和平演变与实施颜色革命的工具，2010年1月，谷歌、推特、微软、思科等公司，来自纽约大学等的教授，以及来自个别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与希拉里在国务院共进晚餐，认真探讨如何让脸谱、推特、优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这一由希拉里创造并释放出来的进攻性互联网战略在全球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最终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成为了压垮始作俑者自身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国在选择治理互联网模式的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必须在保障安全，促进发展，有效治理，分享福利四者之间进行有效的平衡，同时还需要面对来自外部的基于意识形态和各种利益的直接或间接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自身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国确实选择了政府发挥较为显著的主导作用的网络规制体系，这一治理模式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希望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能够更好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和提升民众的福利，成为推进个人、社会、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成为一种消极的因素。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各个方面面临着来自网络空间的冲击与挑战，这种冲击与挑战，尤其显著的集中在与公共政策相关的治理能力体系的变革、建设与完善上。在此过程中，中国克服了艰巨的挑战，并形成了一套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经验、思路和做法。
整体而言，伴随中国自身实力的成长，以及在相关领域取得的成绩，中国政府正在总体上变得更加自信，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日趋愿意以更加公开、直接、透明的方式就互联网治理等重要议题构建整体性的战略和治理体系。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讲话是对中国网信事业的阶段性总结，网信事业为人民服务，是其中最核心的要点与思路。
西方媒体的误读
中国互联网治理和发展的经验，在全球范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有效突破欧美主流媒体构建的回音壁：从实践看，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媒体，事实上形成了从中国寻找只言片语的信息进行真相重构然后传播的新型新闻生产流程。最典型的案例，是《纽约时报》，无论是此前对习近平总书记419讲话的报道，还是此次对王沪宁同志主旨讲话的报道，都选择了讲话中的只言片语，或者某个被提到的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阐释；而实际情况是，在有关419讲话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将习总书记明确否定的观点，报道成习总书记赞同的观点；在有关第四届互联网大会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将王沪宁同志提及的“网络主权”概念，报道为其演讲的主旨。这类看似专业实际上近似假新闻的报道，成为制约欧美国家准确了解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之道的主要障碍。如何突破这种由于主流媒体被传统意识形态解释框架束缚所导致的“后真相”，确实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国际传播能力。不过换个角度看，也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同样会制约发达国家正确认识和理解治理互联网的进程，从而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总体看，一如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阶段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网络治理能力，坚持为人民服务，完善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之道，是解决新时期主要矛盾，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社会稳定，改善人民福祉的关键所在。
（沈逸，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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