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大国之道”需要“大国学术”支撑

2018-02-13 08:50:30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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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从内部促生具有历史意识的大国战略思维,还是在对外学习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大国之道的养成都需要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坚持独立自主的传统,同时又善于向外学习,这构成了中国在应对全球化挑战过程中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显著经验之一。中国的大国复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兴,而是大国文明的复兴。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文明追求的是“可大可久”,既在维持大国规模的同时又能长久延续的大国之道。

大国之道的养成,一方面要求我们不仅总结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已有的实践经验,更要总结历史文明传统中的丰厚经验智慧,形成以深厚的历史意识作为支撑的大国战略思维;另一方面则要继续批判性地研究、消化、取舍近代世界大国的经验,尤其是延续时间最久的两个大国——曾经的大英帝国与现在的美国。之所以说“批判性地”,是必须去除其中侵略、扩张的毒素,这也正是中西大国在大前提上的分野所在。

无论从内部促生具有历史意识的大国战略思维,还是在对外学习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大国之道的养成都需要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对应大国之道,支撑起它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国学术”。

新教资本主义国家英、美以工业、商业、贸易与金融在全球扩张。英国的海外冒险、扩张多以移民和私人企业先行,被认为是“个人帝国主义”。英国政府的角色是以船坚炮利作为支撑,一方面对付法国、西班牙等欧洲竞争国家,另一方面对付所谓不愿“自由贸易”者以及殖民地的抵抗。除企业、政府外,有着宗教狂热精神的传教士,也对帝国的文化扩张尤其文化殖民起了巨大作用。

对外扩张离不开对海外知识、信息的掌握,除了殖民地官员向帝国中心发回的调查、地图以及外交官出访记录,更多的是东印度公司等诸多公司发回的报告,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等各种协会的调查,探险家、科学家、传教士等的报告及旅行记录,甚至还有记者的海外新闻报道、作家的小说等等。被传回伦敦的海量信息、知识,不但极大激发了英国人对外移民、扩张的热情,更集聚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帮助帝国掌握和研判海外不同地区社会政治文化状况。英国人将这些整理成册,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做出调整,使其具有了广泛适应性。英国历史学者约翰·达尔文在《未终结的帝国》一书中就说,英国海外扩张“最有力的王牌就是它的适应性”,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

取代英国而起的美国,可谓英国海外扩张的升级版。美国那些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与金融资本在全球扩张、逐利,它们提供的一份份内部研究报告既是对世界各地形势时时处处的研判,也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有意引导甚至误导世界的手段。全球知识的提供者还有美国中情局、国防部等部门的智库以及分别代表民主、共和两党利益的研究机构。大学里国际关系、国际战略研究的学术支撑,则是文明史与全球地区史研究的结合,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当然,提供全球知识的自然少不了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外交系统提供的分析报告,美国驻外使馆系统往往具有自觉的政治意识与战略思维,能够超越单一的技术官僚思维,深入甚至无孔不入地掌握当地政经形势。最后还有覆盖全球的国际新闻报道,这种舆论话语权优势,使其能够隐蔽性地在所谓新闻客观性中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无论英国还是美国,政府、企业、智库以及其他不同行业的精英打成一片,才使这些大国既具有战略思维的远见,又具有短期战术的洞察力和实操价值。

英美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或延续,虽然在目的和手段上都与中国不同,但仅就大国如何获取必需的学术支撑而言,仍有借鉴意义。如今的中国企业在大规模“走出去”,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是,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过于关注行业本身,而对当地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缺乏足够了解,更谈不上细心研究,因而容易水土不服、投资失败。这与西方一些跨国企业时时跟进的研究报告形成了对比。

总体而言,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比较依赖过往由国家相关部门的海外政策研究提供关于投资地的知识与研判。过去,我国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各部门内设的政策研究室里,有时难免有偏于部门利益的一面。这些年发生了一些转变,比如原有的国家政策研究部门直接转化为智库,或在高校设置智库,二者都更强调政策研究的客观性。但这些智库研究本身的实操性,尤其是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转化为政策,这些方面显然还存在未能打通的节点。

当然,就大国学术支撑而言,除了官方拓宽获取全球知识的渠道外,人文社科学者的使命毋庸置疑。比如国际关系学者,不仅要有文明史以及全球地区史的视野,还应借助一切走出去的机会,深入研究当地的社会政治、历史文明,同时也为我们“走出去”的企业或其他主体提供具有实操价值的研究报告。这是具有儒家“天下观”的大国国际关系学者应有的学术抱负,而非过多忙于种种课题。

总之,中国的大国之道,也需要政府、学者与企业在“大国学术”所要求的全球地区研究领域打成一片。如果再加上记者的报道、旅行者的游记等对当地百姓日常生活的精微观察与体验,我们就能在对外时获得更具适应性的学术支撑。当然,我们在出发点上与当年英美的侵略、扩张完全不同。

同英美的另一重要不同还在于,中国的大国之道除了需有更具全球适应性的“大国学术”支撑,还要有大格局、大视野的国家战略统筹。中国的大国规模是以国家、政府为主轴,而西方社会是以工、商、资本为主轴,政治反而是围绕这些的。如同处理国内繁杂问题需要统筹一样,中国作为真正的大国“走出去”,光有外交或技术事务层面的高超手段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政治意识、历史意识和文明视野下的国家统筹。(作者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

责编:刘思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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