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6日，我国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卫星以我国古代哲学家墨子命名，展现了古代哲学与现代科技两大领域术语的奇妙交叉组合。墨子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古代科学家，量子通讯卫星被命名为“墨子号”，似乎包含着偶然性；但从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深层关系看，则蕴含着一定的必然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观点，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现有“两创”研究的开展，多拘泥于儒家伦理思想，没有摆脱“经学”的研究范式，缺乏对现代科学思想的关注、融会与跨领域深度交流，致使“两创”研究由于缺乏中西会通、文理交融的跨学科大视野，纵深原创性不够。
现代科学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不仅在宇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日新月异的科技大量造福社会，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如果中华文化“两创”研究固守于经学传统，回避科学变革带来的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则必然难以完成中华文化复兴的使命。对此，我们有必要理清现代科学变革与中华文化新生之间的关系。
人工智能与“直觉”说。近年来，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 Go）与世界顶级围棋棋手的大战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阿尔法狗”的突出贡献，在于通过研究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运行模式，模仿人类的认知过程，特别是模仿人类“直觉”的认知方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从中华文化的角度说，直觉和领悟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焦点问题，与西方聚焦形式逻辑有显著区别。不可言传、缄默之知、默识、意会、顿悟等与直觉相关的词汇，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术语。如今，人工智能专家戴密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高度强调“直觉”，其深层意义不仅在于直觉概念本身，更重要的是其与创新的不可分割性。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对意会认识的研究在古代遥遥领先，代表了东方文化的精髓。
现在，我国的国学教育铺天盖地，但内容却较为狭隘，多数集中在以儒家“孝悌”为核心的伦理教育，或古代故事在现实中短、平、快的套用，缺乏对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的挖掘和弘扬，更不用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中西会通、文理交融大视野的新文化理论建设是当务之急，这是成为改革时代引领者的必修课。
面向第五科学革命的“科学儒学”探索。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所研究员的周哲水先生曾于2010年出版《第五科学革命——新兴儒学世纪领航》，对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了原创性建构，提出与西方科学并称的“科学儒学”。他认为，人类已经走过了四次科学革命：都城革命（约公元前2000至前800年）、思想革命（约公元前600至公元300年）、物理革命（约1050至1950年）、企业革命（约1750至2050年？）。今天，“第五科学革命”时代无疑已经来临。从传统儒学本质出发，包括特有的宇宙模型与综合方法，再经过融科学入儒学，便能打造出新兴的“科学儒学”，进而为中国科学喊出第五科学革命启航的先声。
“科学儒学”的观点是否能够成立，见仁见智，但其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科学融会贯通的探索创新却非常值得重视和关注。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的融合，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绕开的核心议题。我们没有理由固守那些僵化的泛伦理观，把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排除在中华新文化建设的视野之外。
应合科学的“综合创造”之路。对于中华文化的“两创”，被誉为“二十世纪十大中国哲学家”之一的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了一个更加高瞻远瞩、兼容并蓄的新哲学、新文化建设纲领——“综合创造论”（以下简称“综创论”）。
张岱年认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新文化、新哲学最少须能满足如下四点要求：一是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是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三是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四是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以上四点概括起来，即融会中西、激励精神、创发原则、应合科学，简称“新文化四要素”。“四要素”特别强调了与现代科学应合的问题，体现了一种难得的远见卓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提倡中、西、马三结合的理论创新，这和张先生八十多年前主张的唯物（马哲）、理想（中哲）、分析（西哲）三流合一的观点是一致的。按照这一思路，我们现在或许应在“中、西、马、科”的理论结合上进行一番探索。
何谓“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张岱年在解释《易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观点时说：“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是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文中出现一个关键性的转语：“生即是创造。”张岱年以生生日新为起点，通过向“创造”新范畴转换，提出了天、地、人通贯的“广义创造观”，从而确立了“创造”作为“新的一贯大原则”的地位。如果把中西文化、诸子百家、科学技术都视为人类“创造”的结晶，则中华文化将不再是与现代科学隔阂的传统文化，而是迈向以创造为核心的生机勃勃、充满创新活力的中华新文化！在“综创论”思想的指引下，20多年来，笔者及学术团队正在从传统“仁学”向现代“创学”转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世界已经进入交叉科学时代，新时代中华文化建设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固守单学科边界的小文化，而是具有跨学科视野的大文化。让我们携手践行科学家李四光的名言：“打破科学割据的旧习，作一种彻底联合的努力！”
【注：本文系贵州孔学堂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项目编号：kxtzd2015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 刘仲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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