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高校建设自提出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在3月16日召开的人大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对此表示，“双一流”是一项非均衡发展战略工程，就是要发挥制度优越性，集中优势资源，培育冲刺世界水平的“国家队”第一方阵，但同时也是开放的、动态的、持续激励的计划，不会变成身份固化，也不会影响中西部的发展。
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后，“双一流”建设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聚焦点，不仅引发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成为舆论的焦点，师资、生源、资金及各方面流向的汇集中心。2017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和学科名单公布后，迅速推高社会关注度。
事实上，2017年国家财政给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一万亿人民币中，用于“双一流”建设只占约2%，即便考虑到进入到“双一流”名单中的高校经费基数大、社会筹资能力较强，普通高校发展依然是政府投入的大头。
尽管如此，这种势头还是引发一些普通高校和中西部高校的担忧，政府是否会把政策和资源更多地向“双一流”高校倾斜？是否会加大区域高等教育差距和高校的校际差距？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从现实状况看，高中阶段由于实行了较长时间的重点高中和示范高中政策，曾一度成为各地政绩亮点的“县一中现象”现今已成为普及高中教育遇到的问题。从战略角度看，在“双一流”实施之初就应防止衍生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失衡和生态问题产生，让这一工程建设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正向作用尽可能增大，负向作用尽可能减小，全局观是完全有必要的。
在启动“双一流”建设工作的三年多来，确实出现过东部强校以此项目获得优势并从中西部高校“引进人才”的现象，也有一些人或部门不顾一切地支持某几所大学提升世界或国内排名的现象，还出现同等条件下因为能否进入“双一流”，当地政府对当地高校采取冷热不均的态度，这些现象都说明“双一流”工程如何实施事实上不只影响到进入名单的高校，而是影响到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一段时期的整体发展。
既然如此，就应该从中国现有高等教育的整体考虑“双一流”建设的整体设计和各项细节，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
整体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而不是仅仅考虑进入名单的高校。相对于进入名单的高校而言，没有进入名单的高校更多。因此，不能用损伤、挤压其他高校的办法来换取少数高校相应指标和数据增长。中国一流大学唯有在整体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发展才有可持续性，才有与中国高等教育体量相适合的更多的一流大学产生。高原上的高峰才会更多更高，整体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才会有更高的平台，让中国更多高校进入世界一流。试图用急功近利的一枝独秀建高楼的方式也许能让少数高校较快走到前沿，但其成本较高，稳定性可持续性都不会太高，还会损害国内整个高等教育生态。
公平公正对待所有高校，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投入既要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又要保持一碗水端平，不亏待那些发展成效显著或在某一个特殊的专业领域有独特发展的普通高校。尤其要避免“双一流”建设成为新的铁交椅、大锅饭。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的现今，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考虑对进入不同高校的不同学生相对公平，特别要发挥“保底”功能，保证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的一代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这也是世界各国公立高校的通行准则。
同时，应以专业可信的第三方评价结果作为评判依据。不少人担心的还是政府行政权力在入选一流大学中的作用过大，在第一次公布的名单中也确实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仅仅依据高等学校的主办方政府是很难解决这一问题的。引入第三教育方评价，引入增值评价，看重高校发展的效益和效率，而不仅仅是“身高体大”；避免将论文发表、科研课题等相关指标的数量增长简单等同于学校质量的提升，才可能避免“双一流”建设进入误区。
从各个高校的角度看，一流大学几乎没有相互雷同的，而是各校经历自主发展后各具鲜明特色的，如果用过强的行政推力推动一两所大学，就难以形成多样性。只有为更多的大学提供适当的条件，才有可能在适度竞争的环境中产生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稳步走向世界的大学。争创“双一流”的各校要把获得“双一流”的政策支持当作自己创建的条件，自主确定办学目标方向，而不能把获得支持当作目标。
简言之，“双一流”建设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工作重点，时刻不能忘记整体发展高等教育的面，将普及与提高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集中优势资源发展那些高端前沿和效率高的高校和学科与专业，又要扎实实施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确保中西部高等教育和普通高校发展不致虚空。用专业的评定和动态、开放进入放入机制激励面上的更多高校筹划好自身的发展。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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