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曼谷唐人街
4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题为《海外华人参与“一带一路”有多难？》的文章。文章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五年以来，受到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关注和参与，但通过调查，发现华人华侨的参与却“只有量，没有质”。如何“保质保量”的使华人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值得进一步探讨。
以下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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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推出近五年以来，受到六、七千万海外华人华侨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受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生活的四千多万华人华侨的高度重视。但我们通过对十一个国家的田野调查发现，海外华人华侨对“一带一路”虽然十分踊跃，实际效果却不如想象的明显，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为了解海外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过去一年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实地考察了阿联酋、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澳大利亚、日本、泰国和美国等国的华人华侨，并通过问卷调查、即时通讯工具沟通及各国媒体报道内容分析等方式，了解了新西兰、英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华人华侨们如何参与“一带一路”。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上述国家的海外华人华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有如下几个方式。
首先，华商通过自身的本地商业网络、丰富的社会资源等优势，担当“桥梁”作用，协助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其次，华商通过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基建领域、在投资领域进行合作，推动中国内地企业“走进去”，拓展业务到沿线国家。再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人华侨积极向沿线国家的社会各界介绍“一带一路”，协助这些国家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促进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以及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走进去”沿线国家。最后，华商协助中国各地引进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前来投资。
“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不管是华商直接前往投资，还是吸引沿线国家资本的各类投资，均可促使沿线各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以及为沿线国家的资本带来14亿人口超级大市场的投资机遇和宽阔的发展空间。
华人华侨华商上述的方式，方向正确，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我们研究发现，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华人华侨华商亦已担当类似的角色，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后，海外华人华侨华商仅是多了一个由头继续充当相关角色，改变的只有量，而没有质。我们认为，目前这种参与方式，实质上并不能更大程度、更有效地发挥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作用。
其一、多数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经济能力和人脉资源并不足够强大。
虽然有数据统计，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经济能力非常强大，他们创造了超过五千亿美元的财富，堪比瑞典或者阿根廷一年的GDP总量，富可敌国。但是，这些财富分配并不平均，大多数的财富来自极少数的顶尖华商，社会人脉的丰富程度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以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较为明显。
在我们到访的国家当中，实事求是而言，该国的华人的平均收入都比该国其他国民平均所得要高，但在不少偏远的地区，华人华侨生活的收入和生活与当地民众并无多大差别，部分甚至陷入贫困。
我们发现，“一带一路”更多时候成为了少数富裕华商的“专利”，他们人数相当有限，而广大的普通海外华人华侨，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参与渠道。另一方面，纵使是这些少数富裕华商，他们有能力参与“一带一路”，但在各个国家当中有不少政治、政策等因素的限制，遇到一些回报可观的投资机遇和项目，往往是由沿线国家掌握更大政商资源的本土企业获得，华商作为“少数民族”要分一杯羹也非易事，难免有心无力之感。
对于这种窘境，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一些富有的华商，他们财富的积累、商业上的成就，除了个人的努力和天分之外，也与所在国家历史、环境有关，这些大环境的因素并非华商或华人群体能够改变的。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华人移民上个世纪移民东南亚一些国家，想进入政府机构工作困难甚大，也被禁止从事某些专业工作，甚至部分国家还明文规定不可拥有耕地从事农业工作。在种种限制之外，国家唯一没有限制的是华人移民进入与商业、贸易相关的行业，在这个历史环境之下，华人移民为生存、发展惟有从商一途。
华人移民并非天生商业奇才，这种情况可以与移民欧洲的犹太人类比，犹太人也并非天生理财家，在十九世纪以前，移民欧洲的犹太人并禁止参与贸易、农业等领域，加上欧洲民众多数不愿或不被允许从事与金融相关的借贷、收息业务，因此，犹太人的发展机遇被局限在当地尚未成熟的金融借贷领域，通过逾百年的经验积累和摸索，成就了犹太人如今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长袖善舞。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华人华商在海外获得商业上的成就，与他们的社会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资源和能量成正比，后者往往正是多数华人华侨华商的短板。
其二、多数海外华人华侨在当地发展会遇到“玻璃天花板”，这种情况尤以我们所调研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几个发达国家为甚。
在上述国家当中，确实有华人华侨出任商界领袖，学界管理层、或者晋身政府高层，但数量稀少。更多的海外华人华侨在某个位置上就停滞不前。
以美国教育领域为例，美国的大学中确有华人华侨出任高级管理职务，不过数量极其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顶尖大学的高级管理职务，作为“非主流”的华人学者，纵有超强学术能力，但也较难向上突破。另一个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华人学者普遍比较内敛，也较为满足现状，多倾向于在自己的圈子内活动，而较少进入别的圈子。但要晋升大学高级管理层，仅有学术能力并不足够，还需有和别的圈子进行充分社交的能力，公关的能力，以及充分展示个人完全能够融入主流社会的能力。
不仅在学术界如此，在其它的界别，多数海外华人华侨也是由于上述相关的原因，而未能突破“玻璃天花板”。毋庸置疑这些海外华人华侨对“一带一路”的关心程度较高，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职务越高，掌握的资源会更多，才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更大的影响。
责编：介瑾、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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