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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年底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关键的节点。特朗普政府同时在经贸、台湾、南海、中美人文交流领域高强度、高频次地连续对华发难。中美关系山雨欲来风满楼，又到了要做出选择的十字路口。当前各种矛盾、摩擦密集展开，应对这些棘手问题是处理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美方的躁动的背后是美国的对华认知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化，把握这些变化对于我们认清形势、应对挑战、把握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对华负面共识正在聚集，并到了关键节点
我们知道，中美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战略利益都存在差异的国家，这种差异造成了两国之间始终都存在着战略互疑，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美国的一些所谓战略精英始终带着一种僵化的思维、狭隘的偏见、过时的观念、虚妄的目标来看待中国，看待中国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这些年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人的这些思维、偏见和观念也在迅速发酵。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方对中国的担忧主要基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的发展潜力。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制造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开始将担忧聚焦在中国不断增长的能力上，奥巴马政府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2013年，中国的一系列举措使美国开始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质疑，其中包括：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被美国解读为拒其于西太平洋之外；南海岛礁建设，被美国指责为干扰其“航行自由权”；以及更为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被美国解读为融“海权论”、“大陆中心说”、“大陆边缘说”三大地缘战略理论为一体的“世界岛”战略，美国将从此被排挤在世界政治中心舞台之外。2017年，随着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美国战略界对过去美国对华政策的前提假设发生了动摇。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历届美国政府都奉行以所谓“接触”为主调的对华政策，该政策除了地缘战略之外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政治自由化也会随之实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这一政策培养了一个比日本、德国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的发展道路与美国的希望背道而驰。
总之，对中国能力、意图、发展方向三种疑虑的相互叠加，美国对华负面共识正在聚集，并到了关键节点。在美国国内产生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范式”的呼声，与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对华交往中“吃了大亏”的心思以及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挫败感碰撞，在美国统治阶层内部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对华战略焦虑，这种情况是自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见的。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33处点到中国，赋予中国三个新的定位：“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实力、影响力与利益的挑战者”。美国商务部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特朗普签署对华征收关税的总统备忘录、国会通过“与台湾交往法”，这些现象都是美国统治精英对华战略疑虑上升的具体表现。
二、警惕美国特色“举国体制”的形成
美国国会通过并获得特朗普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的立法过程中，众议院435票、参议院100票，竟然没有一票反对，相形之下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国会唱名表决对日宣战时还有议员投下了一票反对。这一现象向我们发出了十分危险的信号：将敌对目标指向中国的美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正在形成。
一般认为，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而美国的分权制衡政体、“马赛克”、“色拉盘”式的社会结构往往很松散。这个观点并没有认识到美国之所以从建国之初的十三个前殖民地发展到如今政治、经济、军事超级大国，有其别具特色的“举国体制”。这一体制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举国一致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同仇敌忾打击德日意法西斯，以及冷战期间竭尽全力遏制苏联，也就是说，当美国社会上下一致形成“敌国意识”之后，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之抗衡，置之于死地为后快。
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以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命名的群体，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揭示出，这群“杰克逊主义者”塑造了美国军队和使用武力的风格，他们剽悍尚勇，崇尚“武力”和“荣誉”，一旦认为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利益遭到侵害，特别是威望受辱的话，就会支持政府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而且不大获全胜绝不收兵。米德认为，这个群体对美国的大国地位以及对外政策影响深远，如果没有这群人，美国就缺少军人的血性，也就不可能成就如今的超级大国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当选总统，助其获胜的核心支持群体就是这个所谓的“杰克逊主义者”，也就是美国中下层白人，尤其是中西部农场主以及中东部老工业区的产业工人及其后代。
所幸的是，正如米德观察到的：“（杰克逊主义者）的政治诉求主要靠感觉，而不是靠主义，所以他们的政策影响，要么漠不关心，反应过慢；一旦行动起来，就会反应过猛。”当下美国精英阶层聚集上升的对华疑虑并没有传染给美国普通民众。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近期发表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创下近30年来最高纪录。而且，在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和独立人士中，对中国的好感度普遍出现增长，58%的民主党人对中国抱有好感，53%的独立人士对中国抱有好感，虽然只有38%的共和党人对中国抱有好感，不过其增幅最大，达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精英与民众在对华认识上是脱节的，并未形成上下一致的举国共识，特朗普与精英阶层的对华强硬目前并无坚实的民意基础。
此外，美国的精英阶层也并非铁板一块，过去40年密切的经济、社会、人文交流过程中也形成了庞大的对华既得利益群体。这也是中美关系区别于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的一个关键性不同点，一旦特朗普和政府的对华政策强硬过头，影响到对华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就会引发这个群体的反弹。近期，特朗普的提高钢铝关税的政策已经引发了汽车、航空等行业的强烈反对，中国提出的报复清单逼迫美国工商业发出“将中国作为市场还是战场”的质疑。尽管美国战略精英界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过去40年美国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然而，在今后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的问题上，美国精英当中依然莫衷一是。
三、保持信心 增强定力
美国对华战略疑虑增加，我们要积极应对，但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美关系的成熟度已经显著提高了，尤其是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已大为增强，各领域的对话合作机制也很多，制约消极因素滋长的力量在美国社会依然存在。
特朗普最关注的是经贸问题，尽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一半左右，但两国做增量的空间在美国与所有贸易伙伴当中也是最大的。只要我们抓紧推动落实已达成的协议，积极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中美经济关系的互利共赢本质将凸显出来。在涉我核心利益的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须向美国发出明确的威慑信号。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斗争，以实力和正义遏制美极端右翼势力挑衅我底线的企图，同时，通过斗争为涉华既得利益团体创造发声发言的机会。
美国在世界上也还有很多麻烦要去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与北约的关系，等等，很多事情不是其想抽身就能抽身的，特朗普政府很难将全部精力都用在对付中国身上。
这几年我们与美国打交道的自信在不断增强，这种自信应包括对中美关系前途的自信，不要因为美国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只要战略战术拿捏得好，时间在我们一边。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海外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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