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的目光将被一系列的峰会所吸引。本周，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和中国的青岛将先后召开G7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下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在新加坡举行他们“历史性的会面”。如今峰会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亮眼夺目、频频刷屏的外交活动。然而，犹如华山论剑般的国家首脑会晤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际关系中的“非常态”现象，而在冷战中首次提出的“峰会”一词，从一个想法到成为现实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峰会”出台的辗转历史
或许鲜有人知道的是，今日我们熟悉的“峰会”外交在提出伊始曾经受挫。1953年，在提到建议西方国家领导人同苏联举行首脑会晤的时候，丘吉尔第一次使用了“峰会”这个词。但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都对这个提议嗤之以鼻。在艾登看来，让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与苏联领导人碰面，无异于在向这个敌对的国家示好，从而挫了自己阵营的锐气。
1953年中，朝鲜战争结束，但两大阵营间的裂痕却被进一步撕开。当年坚定拉下铁幕的丘吉尔却开始盘算如何缓解双方间的冲突，并筹划通过美、英、苏的“三巨头”会晤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此时除了他，另外两位领导人都没有亲历过那个亲切会面共商人类大计的时刻。1953年初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丘吉尔曾策划过一次高层会面，但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3月斯大林死后，丘吉尔觉得或许会面时机成熟了，但没想到艾森豪威尔又以“怀疑这会成为苏联宣传的机器”为由再次劝诫丘吉尔三思此事。整个1953－1954年，年届八十的丘吉尔都在不遗余力地为此事周旋。也正是在这些来往于大西洋两岸同艾森豪威尔磋商的信件中，丘吉尔提到三国领导人会面从而推动一场“峰会”的可能性：“一场峰会的和谈总不会让局势恶化吧。”他甚至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议，不管美国总统参加不参加，英苏首脑会晤都要举行。但遗憾的是，1955年初丘吉尔退休，他只好把举办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首次“峰会”的殊荣交给了最终被他说服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当初提议的三国领导人峰会也最终变为了美、苏、英、法四国领导人参与的日内瓦峰会。由此开始，“峰会”一词先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广泛使用，从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并进而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对正式首脑会晤的称呼。
“峰会”特有的符号价值
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丘吉尔的遭遇让首脑峰会的符号意义不言自明。没有人会相信，领导人坐在一起只是聊聊天那么简单。但我们也可以说，单是碰头聊天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媒体大书特书的了，这也是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担心被苏联利用，反过来成为他们的宣传武器。但艾森豪威尔的担忧或许也是丘吉尔的希冀，他相信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们坐在一起，是能够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产生积极影响的。不管是否能促成实质的谈判结果，各位国家元首的碰面意愿就能为当时充满敌意的世界释放一些善意的信息。或许也正因如此，冷战时期的大国并没有禁止首脑碰面，从而为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联手上演的“惊动世界的13天”，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2年的会见，以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峰会打下了基础。
首脑会面的符号价值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亲自前往卡诺莎城堡觐见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以期获得宽赦。这不仅是亨利四世的个人行为，也是严苛背景下世俗领袖屈从宗教领袖的象征。领袖会面的仪式感与其背后所代表的权力紧紧相连。进入现代，“峰会”也就自然与权威、决策、“说了算”等印象联系在一起，因为峰会是国家首脑参与的会谈。围绕峰会的时间、特别是地点的讨论都展现了外交场上的斗智斗勇。在中世纪，国王们往往会选择在一条河中间的船上碰面，还要在中间立一道木板确保避免来自对方的人身伤害。进入现代，木门和小船已经不能应付安保需求，场面上也显得寒碜，外交家们不得不在地点的选择上大费脑筋。特别是双边峰会，地点所在位置相对中立，又必须提供足以应对现在各种威胁的安全保障，还要考虑满足首脑的个人习惯和喜好，实在并非易事。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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