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这本书从罗马讲起，目的是要告诉读者：民族国家并非是取代帝国的必然历史发展趋势，也不是当前人类处境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唯一现实。古往今来，文明世界的权力结构一直是帝国式的，只不过到了近现代，在帝国的中心，行使权力的是一套代议制机构，其宣称获得了将其选举出来的全体国民的授权。民族，只不过是在欧洲近代历史上，当君权神授和君主主权都不再是权力合法性的正当来源，人们试图建立一种新型政体时，被建构出来的社会神话。因其与权力建立了如此紧密的关系，以至于人们开始追求行使权力的全部人口（民族共同体）与他们权力覆盖的地理疆界相一致。这种追求——民族主义——的行动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作者试图通过展示不同时期的不同帝国统治术，告诉人们，除了民族国家这一种权力模式之外，人类历史中似乎还存在着其他选项，这些选项在权力游戏中能够更好地安顿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作者将帝国视为一种国家形式，将“帝国”定义为“一些扩张性的或持有其权力遍及四野记忆的庞大的政治设置，在并入新人口时，其政体维持区隔和等级制度”（Empires are large political units, expansionist or with a memory of power extended over space, polities that maintain distinction and hierarchy as they incorporate new people），选择了帝国间的差异、帝国的中间人、帝国的调适、帝国的想象和权力武库五个主题展开对世界史中出现的部分重要帝国的叙述，暗示了两个结论：
第一，民族国家只是漫长的帝国演变史中的一个瞬间，是帝国应对其内外部挑战的仓促之举的意外后果。民族国家林立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可以维持长久稳定的政治架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正处在演变过程之中，未来世界政治的结构似乎不太可能是一个民族国家林立且各民族国家之间能够真正平等和睦相处的世界。欧盟和非洲都处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是带着“民族国家”假象的、现实的或成长中的“帝国”。
第二，帝国政治在历史上和在当代都是现实。如果人类（无论是处在实际的帝国中的人们，还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的人们）能够突破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制看到帝国政治的各种可能性，那么，人类共同体也许有望发展出一种既能够包容差异又能够保障公正的政治文明。而要建立这种政治文明，既要克服对民族主义的钟情，也要放下帝国野心，谦逊地从人类已经经历过的政治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
让读者信服作者言明的和未言明的研究旨趣，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作者为此设计了特殊的帝国叙述路径，其知识原型是欧洲的，这可以从作者的帝国武库叙述所包含的若干预设中看出来。例如，书中简单处理了关于主权、关于制造和维持差异、关于权力财富以及信仰的关系等方面的帝国政治，而简化的方式就是采用了欧洲社会历史的知识系统来“想象”不同文明中的帝国政治。这些知识预设，框定了这本书对诸帝国历史经验的呈现。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理解其它“帝国”的认知起点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尤其当这本书也将中国纳入其比较范围时，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经验的政治知识与作者的中国叙述之间就会产生张力。也许，维持一定张力但又能让其核心读者群——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是作者采用这种叙述策略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因为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作为展开话题的知识原型，有助于读者进入作者设定的阅读情境和思考逻辑。
从读者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经验的政治知识与作者的中国叙述之间产生的张力出发，这本书为思考中国社会政治开启了一个想象空间。在这本书的知识路径启发下，把“传统中国是不是帝国”、“如果是帝国，历朝历代又是些什么样的帝国”这样一些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基本认识的问题放在世界历史比较研究的视野中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中西方差异需要仔细检讨。
第一，社会政治体系的价值和制度基础的巨大差异
欧洲传统世俗社会中，统治合法性是继承或者说是世袭的，这种继承制源于古希腊的家长主权，家产及其继承制度受到罗马法的保护。罗马法也一直是欧洲封建秩序的基石。以上帝的永恒法为基础的基督教法体系，在确定人间秩序合法性的同时，强化了基于私产的种种合法性论述。近代欧洲社会革命中，私产的合法性虽然受到挑战但并未被撼动，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依然是现代西方社会正义和民主政治的基石。统治权和财产权都有法律上的继承性可以追溯。正是保护财产的法律制度决定了古代欧洲城邦世界和近代欧洲帝国向外拓展的殖民形态，这是城邦文明留下来的遗产。人们据此认为所有的帝国权力都包含“主权”这一前提——“家产制”被广泛用来分析所有的传统帝国，而且但凡文明向外扩展，就一定会存在殖民现象。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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