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号，西班牙马德里国际会议和展览中心，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大幕开启，两年一度的国际旗杆移植大会，是全球器官移植领域规模最大最权威的学术会议。150多位来自中国的专家参会并发言交流。
7月3号，源于中国在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倡议，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黄洁夫被推举担任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黄海波担任委员会委员，中国与美国成为在该委员会中有两名委员的国家。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迎来历史性时刻。
董倩（记者）：这一次中国的大夫器官捐献和移植方面，一共去了150多个人，这应是咱们国家参与这种国际的器官移植方面的会议，中国的医生去的最多的一次。
黄洁夫：对，这次等于中国正式的登上世界移植的舞台，原来全世界有三不，因为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来源的规定，所以当时世界上规定，不允许中国的专家参加世界移植的会议，也不允许中国临床器官移植文章在世界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也不允许中国进入世界的器官移植组织。
董倩：就隔离你。
黄洁夫：把你孤立起来。按照有个器官移植医生原话来说，以前我们中国的移植医生，在世界上不是说没有参加会议，可是参加会议都像老鼠一样，因为世界不承认你，你只能听一下会然后悄悄走了，这次是以一个大国的形象。同时发挥了中国一个大国的作用，所以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解说：器官移植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由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高端医疗技术，但与其他医学高新技术不同的是，移植手术需要一个可供移植的器官，涉及复杂的医学伦理和社会文化传统。在逝者器官志愿捐赠系统尚未完善之前，利用死囚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曾存在过，长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来源主要依靠死囚，尽管法律规定死囚应“自愿捐献器官”，但是法律执行上仍存在漏洞，这也是国外拿来攻击中国的一个主要抓手。
董倩：为什么当时我们国家只能去使用死囚的器官？
黄洁夫：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哪一位记者当时问到了，中国为什么长期没有公民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移植事业要靠死囚的来源，当时他们说，外面都说是中国的文化落后。当时我们特别反对，因为我说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而是我们这个体制机制、工作的行政管理机制的落后，落后的是领导而不是群众。
董倩：当时我们是没有这种自愿捐赠？
黄洁夫：老百姓即使想捐献也无门，同时我们国家一直是用死囚器官。你知道器官移植成了一个灰色的地带，老百姓不敢说，医生也不敢说。
董倩：但是需要却是敢说的吧？
黄洁夫：需要。器官移植要救命，医生也是非常无奈。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没有器官捐献的渠道，只能靠死囚、依赖死囚，如果这个事业是依靠死囚，永远是一个灰色地带，不能变成阳光的。另外一个方面，死囚器官的质量是非常不好的，器官的来源要求也十分严格的，在刑场上拿不到这样的器官。
解说：上世纪80年，黄洁夫获得中山医科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后，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做博士后研究，3年半的时间，他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外科医师。而且，在澳大利亚，他亲身经历了器官移植的全过程，当黄洁夫回到国内，在临床一线工作的时候，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器官移植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差距。
董倩：作为医生去第一次跟死囚的器官，你也没有打过交道？
黄洁夫：当时也知道器官的来源是来死囚，当时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法规，它是一个医生的要求，跟地方法院形成的的一个规定。就是在死囚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取死囚器官。但是我总是心中有阴影，我从来不接触这个事情，我是器官移植两种手术，一种供体一种是受体，我是负责受体手术的。就是器官来我把它接上去，所以我从来没有去取过这个。
董倩：您为什么不愿意接触那一段？
黄洁夫：一会儿我告诉你会有一个故事，后面我就好奇，好奇我去过一次，去过一次不是参加取，我看我的那些同事，年轻的医生是怎么取的。可是去了一次，我就感觉这个不行，因为医生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他是救急扶伤，是很纯洁的，是最敬畏生命的，自己在你的面前，看到生命的终结，再去为另外人的生命的延续。而不是这个终结生命的人，自愿让他的器官在阳光下的延续，是对这个医生的精神非常大一个打击。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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