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日本众议长大岛理森。 （图源：新华网）
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时隔6年再度访华，是中日多层次政治交流逐步、全面恢复的又一标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面会见，给予日方很高的待遇，反映出中方助推中日良性互动，在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基础上重建双边关系的积极态度。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为历史机遇，在高层政治协调、政治团体往来对话的驱动下，中日关系正面临稳定发展的“机会窗口”，但这一势头的维护仍需中日双方、特别是政界有识之士的“合力”支持。在这方面，中日间各级政治团体的交流有其重要的意义。
中日立法机构交流，议员友好团体及个人互访一向是中日关系的重要构成。其在打破冷战时期中日间“冰壁”，推动中日复交及以后的中日关系大发展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后，中日国会定期交流制度一度暂停3年，但此间日本议员团体访华并未中断，中日关系复苏背景，中日政治团体、人士互访更为频繁，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时，就会见了众议院议长大岛理森和参议院议长伊达忠一。跨党派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也于同期再度访华。与中日经济界人士广泛、深度交流相呼应，中日政治团体的经常性往来，进一步为两国关系企稳向好创造了气氛与环境。
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的长远基础所在，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早已有明确的看法。习近平主席在接见访华的日方友好人士时称，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加强民间交流。他还指出，要站在促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高度发展中日关系，增进两国相互理解与信任。李克强总理5月访日时对日本国会领袖表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必将有力推动两国议会、地方、民间加大交流力度。中方愿意做出努力，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在2017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北京·东京论坛”上，中日有识之士特别提出，应加强中日立法机构交流，在拓展经济合作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构建多层次政治交流。
在中日地缘政治与经济相互依存的新时期，由于国际权力转移、格局变动和中日各自国内政经环境的变化，中日之间的“认知鸿沟”反而有所扩大，负面因素显著增多，国民相互人士与感情仍处于历史最低点附近。以上背景下，中日各级政治交流有助于两国官民弥合认知差异，促进理性思考，以更具合作性、建设性的思维看待中日两国当前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尽管中日关系正处于改善过程中，但诸多敏感问题上中日分歧仍然严重，问题尚待解决，战略互疑仍大量投射在各个领域。为此，也有必要维持并加强中日各级政治交流渠道，保持对话沟通，避免战略战术误判，逐步增信释疑。
从大趋势看，中日间的多层次政治交流仍具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潜能与前景。可以看到，中日国会、政党和知识界人士介于官方和民间的“1.5轨外交”已经成为重要的交流渠道，这也是中日关系新形势下的“制度创新”。需要看到，中日议会、政党交流对于两国经济、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具有重大推动力，此前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就成为促成中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规划合作“路线图”的重要平台，因此，有必要加强中日各级政治交流的“功能外溢”，使其发挥牵引中日合作的全局作用。同时，结合当前国际秩序的变动趋势，中日政治人士亦应当在地区事务、全球治理问题上更广泛地交流意见，扩大共识，在携手振兴亚洲、推进国际治理、解决全球课题上创设更多议程、开展更多合作。
在中日关系从近几年的“对立情境”向“合作情境”过渡发展的过程中，中日各界政治人士有能力也有必要发挥更大作用，无论在制止摩擦矛盾升级，拓展互惠合作领域，还是引导两国舆论民情趋向理智开明等方面，都负有重要责任。在中国的积极态度下，日本应坚持理性友好对华，回避零和博弈思维和对抗情绪，与中方重构中日战略互惠的努力相向而行。中日关系发展面临机遇，但“机会窗口”不会永远开启，更经不起再度的破坏性冲击，合作共赢的机遇应当得到所有人的珍惜。
（卢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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