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著名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其《巴西：未来的国家》一书中引述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发现巴西时说的话：“如果地球上真的有天堂，那么这个天堂离这里不会很远。”
确实，巴西地大物博，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很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兴经济体。无怪乎巴西人常说，“上帝是巴西人”。
但是，巴西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甚至可以说是极为崎岖不平。尤其在社会发展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巴西的教训十分深刻。例如，巴西的犯罪率之高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即便动用军队也难以长期确保一方平安。又如，巴西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不能很好地实现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尤为严重。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导致货币快速贬值，坏蛋在抢劫时会说：“快掏钱，否则你的100大洋就剩下99了。快，98了，快，97了……”
除了持续恶化的社会治安和纰漏百出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外，巴西还长期性地被腐败、政府部门的低效率以及不敷需求的基础设施困扰。国际投资者将所有这些问题称作“巴西成本”。
“巴西成本”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巴西历届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强。
众所周知，“治大国若烹小鲜”。作为一个拥有8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亿的大国，巴西从未制定过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规划。因此，历届政府常常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来治理经济和社会。
自上世纪80年代巴西军政府实现“还政于民”以来，历届政府都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但每一届政府的价值取向有差异，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尽相同。因此，历届政府确定的政策目标也难以一成不变，半途而废的工程有之，虎头蛇尾的项目亦有之。巴西现政府对前政府积极支持的“两洋铁路”的态度变化，就是一个例证。
巴西政府的治理能力还受到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的干扰。例如，左翼劳工党政府高举民众主义大旗，将低收入阶层确定为本党的政治基础。为此，政府不惜动用大量财政收入，实施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这一扶贫计划委实改进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但却遭到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反对。罗塞夫总统被弹劾，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腐败是万恶之源。有人统计过，在最近几十年，因腐败而判刑的巴西政治家(包括政府官员在内)，刑期总数高达一千多年。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必然受到侵蚀。
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也与社会凝聚力息息相关。很难想象政府的各项政策能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中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令人遗憾的是，巴西的收入分配极为不公。其结果是，严重的贫富悬殊既削弱了社会凝聚力，也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进而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
在10月7日举行的巴西总统选举中，无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得票最多的社会自由党候选人雅伊尔·博尔索纳罗、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费尔南多·阿达将在10月28日的第二轮投票中决一雌雄。
不少媒体认为，被誉为“巴西的特朗普”的博尔索纳罗之所以能在第一轮投票中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许多选民对充满腐败、毫无生气的传统政治体制极为厌倦，求变心切的选民希望他能创造“巴西奇迹”。
在这一次大选中，选民的政治分野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这使第二轮投票的预测变得难上加难。
有人认为，巴西是一个“希望之国”，但巴西的希望似乎永远在明天。因此，巴西的新总统能否将这个拉美大国带上新的发展道路，能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将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和未知数。(作者江时学是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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