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同时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近日有不少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约40年来对中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于2018年度停止批准新的项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来华访问期间也将向中方提出这一事宜。取而代之的是中日两国将会磋商设立新的合作方法，这也代表中日合作在经历40年后步入新的阶段。
中日关系进入“不惑之年”，如何看待过去日本对华ODA援助发挥的作用？如何客观评价它的历史意义？作为当年这项工作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
资金援助有多少？
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特殊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对外合作和发展受到了西方的封堵。邓小平同志1989年11月会见日本友人时曾说：“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而在日本的政治家中，积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首相田中角荣和他的盟友大平正芳，都是这样的友好人士。
大平在担任首相期间开启了对华ODA援助，这一方针为后来多届内阁所继承。自他在1979年表示“日本将对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提供尽可能的合作”以来，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经被日本列为“最重点援助对象国之一”。
据我国政府统计，自1979年到2008年，日本政府累计向我国承诺提供日元贷款约3316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2051亿元)。截至2016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日元贷款30499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截至2011年底，我国累计接受日本无偿援助1423亿日元，用于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的148个项目的建设。
日本的对华无偿援助虽然远比其对华有偿资金援助少，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对华无偿援助规模相比还是相当可观的。据经合组织统计，截至2005年底日本的对华无偿援助额相当于1993年至2005年期间欧盟国家对华无偿援助承诺额的两倍多。
另外，在我国接受的开发援助中，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日本则是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要出资者之一。
经验传授也很重要
除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外，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最需要的是其他国家在发展经济和对外合作、出口领域的经验。在这方面，日本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笔者对此有着亲身感受。
1978年9月，本人被派到我驻日大使馆商务处调研组工作。本以为一个年轻人在这个岗位只是干些边缘性的工作，但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个部门一下变得任务艰巨，主要是调查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此后，笔者经常走访日本的政府部门、研究单位和金融机构。
当时，中国国内在进行某一项改革之前，都会让驻外使馆了解当地国的经验，其中日本的经验很受重视。实际上，后来我们在开放方面和振兴出口方面，也确实参考了不少日本的经验。其中，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研究机构，对向中国传授经验做了许多工作，令笔者印象深刻。例如，当时日本的兴业银行、野村证券等机构举办学习班，为中国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讲授日本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出口等方面的原理、经验。讲师大多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讲解方法也灵活多样，经常采取问答对话方式，效果相当好。而这些中国“学员”后来都成为国家金融系统骨干和地方政府的高官，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日本的对华ODA援助一开始就把运输、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重点，这有助于我们克服经济发展的“瓶颈”。对于我国来说，利用日元贷款等日本政府资金的最大作用就是解决国内资金(特别是外汇资金的)不足。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我国的投资环境尚不完善，外国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比较少，当时以日元贷款为中心的日本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编：吴正丹
赞
踩
路过
